文：权衡财经研究员 朱莉

编：许辉

2020年第25届中国美容博览会已经延时近两个月，终于7月9日-11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成功举办。作为全球三大展会之一的美博会吸引来自40个国家与地区的3600+参展商。通常这类展会的关键位置并不多，而其中位于主通道入口黄金位置的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若羽臣）展位则备受瞩目。

论起若羽臣，其7月2日已成功过会的，作为一家全球快消品品牌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商，此次计划募集资金7.17亿元。若羽臣曾通过定增战略引进A股上市公司朗姿股份，发行时持有公司1,500万股占18%。

这家电子商务综合服务提供商随着电商的蓬勃发展业绩一路暴涨，但其背后仍有诸多问题值得关注，比如毛利率与行业趋势背离，存货高企，应收账款居高不下；高额返利；多家子公司亏损，经营不规范遭遇处罚；轻资产营运却拟用大笔募资购置物业;这些问题是否会成为施压若羽臣业绩的一根稻草，还有待权衡财经iqhcj.com与投资者长期关注。

王玉夫妇直接持股53.32%，IPO道路曲折

若羽臣创始人王玉， 2007年读研期间开始试水创立B2C学生购物平台——爱购网，进电子商务这个行业。2009年，组建团队开始运营本土药妆品牌比度克（BeDOOK），成为其第一家线上经销商。2011年，若羽臣创立，王玉正式进入电商代运营行业。2015年之前，比度克几乎是若羽臣唯一的电商代运营大客户，2014年和2015年，比度克还是若羽臣最大的供应商。比度克对于王玉来说重要性不在话下，但是极具戏剧性的是，2016年5月，比度克向所在地的湖北恩施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若羽臣支付货款和利息，并解除与若羽臣的合同。随后若羽臣提起反诉。就在一审判决若羽臣败诉的判决生效前，若羽臣与比度克达成和解，若羽臣向比度克支付货款和利息，并将价值650万的货物以进价退给比度克。

权衡财经iqhcj.com注意到，若羽臣的IPO之路，也是不走寻常路。2015年7月21日由若羽臣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2月曾在新三板挂牌，挂牌不足一年便发布了公司进入上市辅导的公告，进军资本市场。2017年8月，若羽臣报送创业板IPO申报稿，并于2018年4月更新。彼时，若羽臣的保荐机构为广发证券，审计机构为正中珠江，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但到了2018年6月，若羽臣便终止了审核，才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而后，若羽臣于2019年6月重新包装，改头换面二进宫，将拟上市板块由创业板更换成中小板；保荐机构由广发证券更换成中金公司；审计机构由正中珠江更换成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深圳近期官方重磅公布了会计监管情况，与上年相比，瑞华业务承接量由59家骤降至2家！正中珠江则由11家骤降至1家！可见若羽臣抛弃正中珠江也是大势所趋，在更换中介机构的背景下，财务数据也出现了差异。

创业板申报稿中，若羽臣2016年归母净利润为3415.48万元，而到了中小板申报稿中，其2016年归母净利润减少了436.32万元，变为2979.16万元，2017年归母净利润变化更大，创业板申报稿中为6313.05万元，到了中小板申报稿中却只有5775.22万元，减少了537.83万元。

但尽管这样，若羽臣也不顺利，今年6月11日上会却被"暂缓表决"，直到7月2日才终于成功过会。若羽臣的IPO之路可谓艰难，其过会后，面对发展的诸多问题怎样去做，让企业走好、走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营收规模飙涨毛利率下滑，存货高企应收账款居高不下

若羽臣主营业务系为全球优质快消品品牌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具体模式包括线上代运营、渠道分销和品牌策划三类。近几年来，若羽臣的营收规模一路飙涨，2016年若羽臣的营收规模为3.73亿元，此后两年一路飙涨至2018年的9.31亿元，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28亿元的营收；在净利润上，近年也呈快速增长势头，从2016年的0.31亿元涨至2018年的0.77亿元，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0.5亿元。若羽臣净利润相对稳定，但权衡财经iqhcj.com发现其经营性现金流情况却与净利润并不匹配。2015年至2019年前三季度，若羽臣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978.79万元、-2679.70万元、-2511.11万元、6176.39万元和169.66万元，连续三年告负。

尽管业绩比较好看，但若羽臣毛利率变动与行业趋势背离。2016-2018年、2019年1-9月，若羽臣毛利率分别为43.12%、33.41%、32.79%、32.43%，持续下行。与此同时，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却持续上行。2016-2018年、2019年1-9月，宝尊电商毛利率分别为43.31%、53.78% 、62.27% 、61.79%；2016-2018年，杭州悠可毛利率分别为29.75%、32.52%、37.62%，丽人丽妆为 35.32%、35.20%、36.63%。2016-2018年、2019年1-9月，行业平均毛利率分别为37.33% 、42.08% 、44.77% 、51.00%。

若羽臣的存货水平和近三年的存货增幅较高，2016年至2018年，若羽臣的存货分别为8324.87万元、1.23亿元、1.50亿元，存货净值占资产总额比重分别为34.23%、30.21%、23.85%，2019年前三季度的存货已经达到1.88亿元，占资产总额比重33.20%；2017年至2019年前三季度，存货增长率分别为47.53%、22.13%、25.35%。

同时若羽臣的应收账款也在增多，2016年至2019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应收账款分别为0.31亿元、0.79亿元、1.15亿元及0.64亿元，占当期末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2.84%、19.39%、18.23% 和11.28%。

多家子公司亏损，经营规范性显现不足

若羽臣共拥有13家全资一级子公司，即广州海通达、广州酷宝儿、宁波宝莉、广州京旺、广州大可、上海京京业业、杭州红时、恒美康、梦哒哒、莉莉买手、若羽臣韩国、若羽臣新西兰、舟山若羽臣；1 家全资二级子公司，即香港宝莉；1家控股二级子公司，即新西兰摩亚方舟；4家控股三级子公司，即香港摩亚方舟、广州摩亚方舟、新西兰氧馥、新西兰绿洲。下设的子公司、参股公司众多。但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多经营不善，亏损比较常见。

比如，广州海通达2018年、2019年1-9月的净利润分别为-1.66万元、-70.97万元;广州酷宝儿2018年、2019年1-9月的净利润分别为-8.01万元、-2.60万元;宁波宝莉2018年、2019年1-9月的净利润分别为-23.44万元、22.69万元;广州京旺2018年、2019年1-9月的净利润分别为-80.59万元、-79.23万元;上海京京业业2018年、2019年1-9月的净利润分别为-8.83万元、-22.58万元;杭州红时2018年、2019年1-9月的净利润分别为86.51万元、-4.81万元;若羽臣韩国2018年、2019年1-9月的净利润分别为-4.01万元、-0.79万元;香港宝莉2018年、2019年1-9月的净利润分别为-1.57万元、-1.18万元。

引起权衡财经iqhcj.com注意的是，若羽臣与其子公司还都曾遭遇处罚，包括警告和罚款。若羽臣在京东商城网站商品的广告宣传工作不规范，曾违反广告法，并被责令停止发布含有禁止性用语的广告和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子公司广州大可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材料，遭到罚款，杭州分公司逾期申报增值税，遭遇罚款，并且2019年3月7日，若羽臣因未取得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经营项目，销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调整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过渡期的公告》 （2017年第139 号）所述的"2018年12月31日（含）以前在我国境内生产或向我国境内出口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被广州市黄埔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埔]食药监食当罚[2019]文冲 001 号），以警告处罚。

如此多的子公司，若羽臣要承受的管理压力巨大。如此多的子公司亏损，是否有必要设置这么多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子公司经营不善会否拖累公司整体业绩?子公司亏损是否是常态，是否会持续?这些都有待关注。

返利超净利润藏风险

若羽臣所属电商代运营行业，线上代运营分为零售模式和服务费模式，业绩对品牌返利存在重度依赖。权衡财经iqhcj.com注意到,"差价"是零售模式和渠道分销的主要盈利来源，若羽臣在招股书中表示,零售结算方式下,公司的盈利来源主要体现为货物的购销差价;渠道分销的盈利来源是货品的购销差价。

若羽臣线上代运营、渠道分销以及品牌策划在2016年至2019年前三季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8.06%、94.98%、91.49%和93.2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0.3亿元、0.58亿元、0.77亿元和0.5亿元，2016至201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61.08%。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到2019年第3季度，若羽臣供应商采购返利金额分别为2695.14万元、2429.38万元、3975.39万元和2801.02万元，销售返利金额分别为2573.41万元、6561.82万元、1.17亿元和9281.38万元。若羽臣历年返利的金额已远远超出公司净利润水平。如此大额的返利，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若羽臣的持续盈利能力及独立性。若羽臣在招股书中也坦言，若未来品牌方返利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其他因素导致公司获得的返利出现下降或无法收回，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为解决对品牌返利的依赖，再次冲击IPO，若羽臣募集的资金中也做出了相应规划，其中新增的一项"新品牌孵化培训平台建设"，预计投资总额2.70亿，占总募集金额7.17亿元的37.67%。项目拟孵化培育 11 个品牌，包括3个母婴品牌和 8 个快消品品牌，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35 年之久。

募集资金四分之一拟购置物业

此次若羽臣拟募资71732.41万元用于新品牌孵化培育平台建设、代理品牌营销服务一体化建设、补充流动资金等5个项目。权衡财经iqhcj.com研究其5个项目发现，若羽臣募投项目拟用大笔资金购置物业。其中，新品牌孵化培育平台建设项目拟使用5550万元购置物业；代理品牌营销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拟使用6660万元购置物业；电商运营配套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拟使用4440万元购置物业；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拟使用1850万元购置物业。总计1.85亿元都将用于购置物业，占去总募投资金的四分之一。其中若羽臣还拟用1亿元补充流动资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若羽臣上会前多次定增募资。2019年9月30日银行存款有1.38亿元，货币资金1.84亿元，且2016-2018年、2019年1-9月，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2.32%、28.69%、27.27%、10.40%，持续下行。即便与同行相比，资产负债率也处于低位。比如宝尊电商2016-2018年、2019年1-9月，资产负债率分别 为33.62%、38.69%、45.34% ； 丽人丽妆2016-2018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35.52%、37.24%、38.40%。

在这样看似不差钱的背景下，若羽臣真的有必要使用1亿元募资补充流动资金吗？若羽臣自称属于轻资产企业，但却拟募资购置物业，是否合理？带着诸多困惑与问题，若羽臣能否在未来的资本市场里游刃有余，权衡财经iqhcj.com与大家一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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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局发布2020年上半年金融业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052.18亿元，占全市GDP的16.2%，高于去年同期2.5个百分点；实现税收（不含海关代征和证券交易印花税）771.7亿元，占全市总税收的24.1%，继续稳居各行业首位。

截至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94万亿，同比增长17.4%；人民币贷款余额6.18万亿，增长17.1%。上半年，全市证券交易额20.93万亿元，同比增长24.65%；保险市场累计实现保费收入788亿，同比增长2.44%，表现出逐月回暖的态势。

此外，截至6月底，全市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310家，超过上海（308家），仅次于北京（357家）跃居全国第二；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7.59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其中，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连续14年排在国内大中城市第一位。

上半年，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3万亿元，同比增长25.1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9.4个百分点。上半年，辖区上市公司通过境内股票市场融资521亿元，通过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2994亿元，合计3515亿元；辖内保险业累计提供各类风险保障252万亿元，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抢抓“双区”机遇，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创新

深圳金融办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实施，已有26家企业IPO项目过会，其中4家企业已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深圳市已落地三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深度融合。

绿色金融方面，2020年1月联合香港、澳门、广州发起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联盟秘书处落户深圳；率先探索绿色金融地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正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深入贯彻国家四部委《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按照既定行动方案，分类有序推动各项任务落地，尤其是深化与伦敦、香港的金融合作，已经成功举办两期深伦双城系列交流合作论坛，正有序推进“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一级考试各项工作。

疫情期间，为了促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深圳市政府认真落实国家部委有关金融支持政策，督促银行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不抽贷断贷压贷。并出台“惠企16条”政策，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进行贷款贴息，按实际支付利息的50%给予总额最高100万元的补贴。

截至6月底，深圳市84家重点企业获得优惠利率贷款合计44.7亿元；地方法人银行累计发放符合支小再贷款要求的小微贷款65余亿元，平均利率4.14%；辖区金融机构办理企业复工复产再贴现业务近4000笔，合计125.7亿元。同时，4月14日，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启动“金融方舟”项目，组织银证保各类金融机构协同作战，创新开展金融支持企业抗疫专项行动，目前已举办8场政策宣讲会暨银企对接会，服务中小企业2.5万家，累计放款超过1500亿元。此外，充分发挥国有融资性担保机构作用，通过减免担保费等系列措施，为更多企业提供临时性周转资金和中长期增信支持。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深圳市政府下半年工作思路紧扣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深化改革“三大任务”，认真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一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抓好“双区驱动”贯彻落实。加强前瞻研究，谋划编制全市金融业“十四五”发展规划。落实先行示范区建设各项金融部署，用好综合授权改革任务清单，滚动式纵深推进若干重大改革创新项目。加强与港澳金管局的对接联动，找准利益汇集点，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合作，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

二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进一步落实“四个千亿”计划和金融支持企业“抗疫”系列措施，发挥“金融方舟”“深圳金服”作用，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助力企业增产达产。加快绿色金融地方立法，争取深圳纳入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按照国家部署，深入推进数字货币应用试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公募REITs试点。研究修订股权投资专项政策，打造有吸引力的风投创投集聚区。

三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决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深入推进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有序化解存量风险。持续高压打击非法集资，加快陈案攻坚。推进交易场所分类撤并，加快商业保理、融资租赁行业清理规范。开展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立法调研，完善审执分离、现场检查制度规则，发挥监管科技“三大平台”功能，不断提高地方金融监管能力。

四是营造最优营商环境，提升金融集聚效应和竞争优势。深入推进“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百千万金融人才培养工程”，加强高层次金融人才引进培养。修订全市金融扶持政策，针对性引进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提高金融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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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贴士称，携号转网后的号码话费充值渠道将会受限，用户需全面了解再做决定。

　　据介绍，用户可在运营商各种官方渠道充值，如果在第三方话费充值平台充值，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有微信和支付宝进行了携号转网改造，能判断用户归属运营商并正确充值，其他第三方APP目前暂不支持携转用户充值。

　　据权衡财经iqhcj.com了解还有用户携号转网遇到尴尬，李女士最近成功办理了携号转网，身边亲友对此很好奇，李女士为了给亲友展示携号转网成果，向对方手机拨打电话，原以为对方手机会显示携入运营商的名称，但没想到屏幕上还是赫然显示原运营商名称，这让李女士很困惑，甚至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携转成功，是被营业厅“忽悠”。　　

资料图：5G时代到来。中新网吴涛 摄

　　中国联通的小贴士指出，办理携号转网后，打电话对方手机仍可能显示原运营商。其实，携转用户归属运营商显示功能一直是由手机内嵌软件或第三方APP提供，并非运营商提供。

　　“李女士遇到的问题是因归属地显示软件提供方未能及时同步用户携号转网数据造成的，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的适合办法。不过可以放心的是，显示问题并不会影响号码的使用，号码是否携转成功，用户可直接咨询运营商，不必因显示问题而困惑。”

　　还需要注意的是，携出号码办理了固移融合、主副卡、一卡双号、一号多终端、托收(单位托收和已在营业厅签署托收协议的个人托收)等业务的，均需变更或解绑后方可办理。

　　号码如有未到期且已约定在网期限限制的协议，需取消后方可办理，且携出时需缴清当月话费。

　　好消息是，现在携号转网是真方便了，即使用户长期不在号码归属地生活，一样可以异地办理携号转网。携号转网目前也可线上办理。

　　据了解，自去年11月底携号转网服务正式施行以来，申请服务的用户量快速上升，截至目前，三大运营商已为1018万人次转网成功。

　　另外，全国携号转网服务监管系统也于7月2日正式上线，为主动发现违规行为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于今日公布的纪律处分决定书(〔2020〕66号)显示，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威龙”，603779.SH)在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等方面以及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如下违规行为：

　　一、公司多次违规提供大额担保

　　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6月24日期间，ST威龙分别违规为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酿酒公司”)及其子公司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益销售”)、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龙合作社”)累计提供8笔担保，担保本金合计约2.51亿元。其中，2018年度共担保1.50亿元，占上市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79%；2019年度共担保1.01亿元，占上市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15%。截至2019年10月22日，公司上述担保涉及的借款本金金额合计2.51亿元，占公司2019年半年报经审计净资产的17.9%。具体明细如下：

　　2018年11月30日，兴龙合作社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1亿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29日。ST威龙及其董事长王珍海、山东威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威龙集团”)、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龙房地产”)、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水盛龙”)分别为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2018年12月11日，酿酒公司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2月11日至2019年12月10日。ST威龙、王珍海、威龙房地产、威龙集团、天水盛龙分别对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2019年5月20日、6月5日、6月24日，酿酒公司分别借款950万元、1950万元、49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6个月。ST威龙、兴龙合作社、威龙集团、龙口市新达工具有限公司、王珍海、栾思东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9年6月21日，酿酒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分两笔借款共计4978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6月21日至2020年6月21日。ST威龙、威龙集团、王珍海、范崇玲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1月14日，东益销售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17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11月28日。ST威龙、王珍海、威龙房地产、威龙集团、天水盛龙分别对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对于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上交所认为，ST威龙未按规定履行董事会决策程序，也未及时予以披露，金额较大，直至导致相关纠纷且发生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等事项后，才经监管问询于2019年10月22日予以披露。2019年11月22日，因公司相关违规担保尚未解决，公司股票自11月2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目前违规担保已涉及诉讼，逾期债权约2.01亿元，导致公司可能因此承担担保责任而遭受损失，情节严重。

　　另经上交所查明，2019年10月9日，酿酒公司变更为公司关联方威龙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东益销售为酿酒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酿酒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东益销售自此均为ST威龙的关联方。同时，公司在公告中称，上述担保事项由公司控股股东、控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电话通知公司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执行，王绍琨看到王珍海的签字后予以盖章，盖章后王珍海和王绍琨未对用印情况进行系统登记，未告知公司财务部和证券部，亦未将上述事项告知上市公司其他人员。此外，公司公章管理人员在未按照印章使用管理制度流程进行认真审核的情况下，对相关保证合同使用了公章，与公司印章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失效。年审会计师基于该事项认为，公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按期完成股份回购计划

　　据权衡财经iqhcj.com了解，2018年11月14日，ST威龙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2018年12月1日，公司披露回购报告书称，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内，以3000万元至1亿元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0元/股。2019年3月26日，公司披露回购报告书修订稿称，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将回购实施期限变更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9年6月12日、10月17日，公司分别披露因实施2018年年度、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最终将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74元/股。

　　2019年11月15日，公司披露《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称，本次回购股份已于2019年11月13日届满。公告称，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的不当行为导致公司出现违规担保事项，致使公司融资环境发生变化、资金链趋紧，近期将资金安排优先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同时，由于受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影响，公司可实施回购股份的时间窗口减少，致使公司未能全额完成此次回购计划。2019年4月12-25日、2019年8月14-27日为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半年报窗口期，2019年8月27日-10月15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存在两个余月的时间不能实施回购。截至2019年11月13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66.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回购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约人民币783.99万元。公司实际回购完成金额仅占回购计划金额下限的26.13%，未完成原有回购计划，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回购计划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影响投资者及市场预期。

　　三、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未按时归还

　　2018年11月16日，ST威龙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募资金不超过2.5亿元临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2019年11月16日，公司公告称，因违规担保事项导致资金压力较大，无法按期归还上述募集资金中的1.5亿元。直至2019年12月21日，公司公告称，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上市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公司最晚应于2019年11月16日将前述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存在募集资金临时补流逾期归还的违规行为。

　　综上，ST威龙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第2.3条、第9.11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四十一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上交所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未能诚实守信确保公司依法合规运营，主导实施违规担保事项，对公司违规担保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1.4条、第2.4条；同时，王珍海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系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未能确保公司建立健全有效的公章管理制度，未能有效防范违规担保发生，未能有效督促公司完成回购计划、按时归还募集资金，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公司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作为负责公司印章管理事项的高级管理人员，未能有效督促公司依法合规运营，并在公司违规担保文件上盖章，对公司违规担保事项负有主要责任。前述责任人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2条、第3.1.4条、第3.1.5条的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2条、第17.3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上交所决定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予以公开谴责，对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予以通报批评，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于今日公布的监管关注函(上证公监函〔2020〕0076号)显示，ST威龙因上述多次违规提供大额担保事项以及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未按时归还事项而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第2.3条、第9.11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四十一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形，以及公司其他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上交所已对公司及主要责任人作出纪律处分决定。

　　公司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淑华、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玉磊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其任期内公司的违规担保行为负有相应责任。公司时任财务总监田元典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违规行为负有相应责任。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2条、第3.1.4条、第3.1.5条、第3.2.2条的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另经上交所查明，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淑华、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玉磊虽应对各自任期内发生的1.67亿元、8400万元违规担保承担相应负责，但考虑到公司违规担保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王珍海私自使用公章对外签署担保协议所致，相关违规担保均未履行决策程序及披露义务，姜淑华和刘玉磊在发现及履行制止、报告等勤勉义务方面存在一定客观困难；时任财务总监田元典对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未按时归还一项违规负责，且其协调督促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归还募集资金，最终未造成募集资金实际损失。因此，上交所对上述情节予以酌情考虑。

　　综上，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做出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玉磊、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淑华、时任财务总监田元典予以监管关注。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ST威龙是中国大型葡萄酒生产企业之一，产销量、利税、市场占有率等综合指标，位居全国行业前茅。威龙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在有机葡萄酒研发领域承担“国家科技部星火计划研发项目”，该项目首批入选国家“十二五”科技计划预备项目库。威龙有机葡萄酒通过中国、欧盟、美国等国家机构的有机认证，以及瑞士通用公证行(SGS集团)的农残项目检测。

　　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17日，注册资本3.33亿元，于2016年5月16日在上交所挂牌，当事人王珍海为法定代表人、原董事长、实控人、大股东，截至2020年3月31日，王珍海持股1.57亿股，持股比例47.27%。王珍海自2014年4月20日至2020年6月23日任公司两届董事长，公司现董事长为孙砚田，任期至2023年6月23日；王绍琨自2014年4月20日至今任行政总监。当事人刘玉磊自2019年3月4日至今任董事会秘书；姜淑华、田元典自2014年4月20日至2020年6月23日任董事。

　　ST威龙于2019年10月18日发布的《威龙股份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显示，2019年10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通知》(2019司冻1017-04号)，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王珍海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3亿股和限售流通股445.70万股被轮候冻结。本次轮候冻结后，王珍海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数量为1.57亿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47.23%。根据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鲁06执保243、244、245号民事裁定书，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与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王珍海、范崇玲、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三案中，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控股股东王珍海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司法轮候冻结。

　　ST威龙于2019年11月1日发布的《威龙股份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显示，原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要求被告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王珍海、范崇玲、山东威龙集团公司、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700万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向原告计付利息、罚息及复利。2019年11月22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ST威龙于2019年11月15日发布的《威龙股份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显示，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3.74元/股的回购价格计算，公司预计可回购436.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拟用于股权激励。截至2019年11月13日，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66.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回购最高价格13.14元/股，回购最低价格7.53元/股，回购均价11.76元/股，使用资金总额783.99万元(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存在差异的说明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的不当行为导致公司出现违规担保事项，致使公司融资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资金链趋紧。

　　ST威龙于2019年11月16日发布的《关于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显示，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5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2016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5.63亿元用于建设澳大利亚6万吨优质葡萄原酒加工项目，截至2019年11月1日，公司投入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8369.95万澳元，折合人民币4.11亿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51亿元(包含补充流动资金的1.50亿元)。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的不当行为导致公司出现违规担保事项,目前违规担保案件正在诉讼中，为控制风险，保证公司资金安全，暂时不能按期归还募集资金。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规定：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本规则以及本所其他规定，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3条规定：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内披露所有对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条规定：上市公司发生“提供担保”交易事项，应当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及时披露。

　　下述担保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按照担保金额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

　　(六)本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前款第(四)项担保，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充分关注公司的资金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审慎制定、实施回购股份方案，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等应当与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相匹配。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应当建立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制定具体的操作方案，合理发出回购股份的申报指令，防范发生内幕交易及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不得利用回购股份操纵本公司股价，或者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进行利益输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披露后，非因充分正当事由不得变更或者终止。

　　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当及时披露拟变更或者终止的原因、变更的事项内容，说明变更或者终止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可能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的影响，并应当按照公司制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决策程序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用于注销的，不得变更为其他用途。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符合如下要求：

　　(一)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二)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

　　(四)已归还已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如适用)。

　　上市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上市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本所并公告。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上市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本所并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1.4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以诚实守信为原则，依照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严格履行其做出的公开声明和各项承诺。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2.4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2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以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应当在公告中作出相应声明并说明理由。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1.4条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承诺：

　　(一)遵守并促使本公司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二)遵守并促使本公司遵守本规则及本所其他规定，接受本所监管；

　　(三)遵守并促使本公司遵守《公司章程》；

　　(四)本所认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和应当作出的其他承诺。

　　监事还应当承诺监督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其承诺。

　　高级管理人员还应当承诺，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营或者财务等方面出现的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1.5条规定：董事应当履行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包括以下内容：

　　(一)原则上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以合理的谨慎态度勤勉行事，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应当审慎地选择受托人；

　　(二)认真阅读公司各项商务、财务会计报告和公共传媒有关公司的重大报道，及时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和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以不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或者不知悉有关问题和情况为由推卸责任；

　　(三)《证券法》、《公司法》有关规定和社会公认的其他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2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其他责任人违反本规则或者向本所作出的承诺，本所可以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惩戒：

　　(一)通报批评；

　　(二)公开谴责。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3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规则或者向本所作出的承诺，本所可以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惩戒：

　　(一)通报批评；

　　(二)公开谴责；

　　(三)公开认定其3年以上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上第(二)项、第(三)项惩戒可以一并实施。

　　以下为原文：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0〕66号

　　关于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A股简称：ST威龙，A股证券代码：603779；

　　王珍海，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

　　王绍琨，时任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经查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威龙或公司)在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等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如下违规行为。

　　一、公司多次违规提供大额担保

　　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6月24日期间，公司分别违规为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酿酒公司)及其子公司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益销售)、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龙合作社)累计提供8笔担保，担保本金合计约25,068万元。其中，2018年度共担保15,000万元，占上市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79%；2019年度共担保10,068万元，占上市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15%。

　　截至2019年10月22日，公司上述担保涉及的借款本金金额合计25,068万元，占公司2019年半年报经审计净资产的17.9%。2018年11月30日，兴龙合作社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1亿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29日。ST威龙、王珍海、山东威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威龙集团)、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龙房地产)、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水盛龙)分别为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2018年12月11日，酿酒公司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2月11日至2019年12月10日。ST威龙、王珍海、威龙房地产、威龙集团、天水盛龙分别对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1月14日，东益销售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1,7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11月28日。ST威龙、王珍海、威龙房地产、威龙集团、天水盛龙分别对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5月20日、6月5日、6月24日，酿酒公司分别借款950万元、1,950万元、49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6个月。ST威龙、兴龙合作社、威龙集团、龙口市新达工具有限公司、王珍海、栾思东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6月21日，酿酒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分两笔借款共计4,978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6月21日至2020年6月21日。ST威龙、威龙集团、王珍海、范崇玲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对于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未按规定履行董事会决策程序，也未及时予以披露，金额较大，直至导致相关纠纷且发生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等事项后，才经监管问询于2019年10月22日予以披露。2019年11月22日，因公司相关违规担保尚未解决，公司股票自11月2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目前违规担保已涉及诉讼，逾期债权约2.01亿元，导致公司可能因此承担担保责任而遭受损失，情节严重。

　　另经查明，2019年10月9日，酿酒公司变更为公司关联方威龙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东益销售为酿酒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酿酒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东益销售自此均为ST威龙的关方。同时，公司在公告中称，上述担保事项由公司控股股东、控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电话通知公司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执行，王绍琨看到王珍海的签字后予以盖章，盖章后王珍海和王绍琨未对用印情况进行系统登记，未告知公司财务部和证券部，亦未将上述事项告知上市公司其他人员。

　　此外，公司公章使用管理不规范。公章管理人员在未按照印章使用管理制度流程进行认真审核的情况下，对相关保证合同使用了公章，与公司印章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失效。年审会计师基于该事项认为，公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按期完成股份回购计划

　　2018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2018年12月1日，公司披露回购报告书称，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内，以3,000万元至1亿元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0元/股。

　　2019年3月26日，公司披露回购报告书修订稿称，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将回购实施期限变更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9年6月12日、10月17日，公司分别披露因实施2018年年度、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最终将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74元/股。

　　2019年11月15日，公司披露《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称，本次回购股份已于2019年11月13日届满。公告称，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的不当行为导致公司出现违规担保事项，致使公司融资环境发生变化、资金链趋紧，近期将资金安排优先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同时，由于受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影响，公司可实施回购股份的时间窗口减少，致使公司未能全额完成此次回购计划。2019年4月12-25日、2019年8月14-27日为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半年报窗口期，2019年8月27日-10月15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存在两个余月的时间不能实施回购。截至2019年11月13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666,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回购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约人民币783.99万元。公司实际回购完成金额仅占回购计划金额下限的26.13%，未完成原有回购计划，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回购计划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影响投资者及市场预期。

　　三、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未按时归还

　　2018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募资金不超过2.5亿元临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2019年11月16日，公司公告称，因违规担保事项导致资金压力较大，无法按期归还上述募集资金中的1.5亿元。直至2019年12月21日，公司公告称，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上市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公司最晚应于2019年11月16日将前述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存在募集资金临时补流逾期归还的违规行为。

　　综上，公司公章使用管理不规范，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缺陷，导致公司多次违规对外提供大额担保，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也未及时披露；同时，公司未按已披露的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回购，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计划存在较大差异；未按期归还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第2.3条、第9.11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四十一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珍海，未能诚实守信确保公司依法合规运营，主导实施违规担保事项，对公司违规担保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1.4条、第2.4条；同时，王珍海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系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未能确保公司建立健全有效的公章管理制度，未能有效防范违规担保发生，未能有效督促公司完成回购计划、按时归还募集资金，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公司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作为负责公司印章管理事项的高级管理人员，未能有效督促公司依法合规运营，并在公司违规担保文件上盖章，对公司违规担保事项负有主要责任。前述责任人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2.2条、第3.1.4条、第3.1.5条的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公司在异议回复中提出如下申辩理由：一是公司多次违规担保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的个人行为，未经公司允许即履行相应程序，亦未告知公司。公司发现情况后采取用印核查、发函询问等多种措施查明真相，并及时汇报、公告。

　　二是公司未完成回购计划系受王珍海违规担保事项影响，公司出现资金链紧张、无可供回购资金等情况，且回购时间有所不足，非有意为之。三是公司未按时归还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也是由于王珍海违规担保，公司融资能力大大受限所致。考虑到募集资金账户存在冻结的风险，之后经与各方协调沟通，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归还筹集资金，没有导致募集资金损失。

　　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在异议回复中提出如下申辩理由：公司违规担保为董事长个人行为，其见到文件上有董事长审批签字的情况即在文件上用印，由于工作疏忽未审查用印内容、未按照要求进行用印登记，未曾预料到相关文件系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违规担保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主观上不存在协助违规担保的意向，也不存在借此违规担保事项获得任何不当利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认为，上述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公司的申辩理由：一是公司在重大事项审议、公章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等内控治理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致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能够私自使用公司公章对外提供担保。公司未能保持合规的经营治理，违规事实清楚，情节严重。公司发现情况后查明真相并及时汇报、公告，属于根据规定应当履行的义务，且违规担保事项未能解决，相关补救措施未能起到实质减轻不良影响的作用，不能作为减免责任的合理理由。同时，纪律处分已对违规担保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主导事项等情况予以酌情考虑。二是公司因未能保持规范运作，出现违规担保事项，进而导致资金紧张，未能完成回购计划及按时归还募集资金均为其自身违规行为导致，不能以此作为减免责任的合理理由；此外，定期报告窗口期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均是公司推出回购计划时可以预计并作出提前规划安排的事项，不构成不可预见的回购实施障碍。

　　关于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的申辩理由：王绍琨作为公司负责公章管理事项的高级管理人员，理应知道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应当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并对外进行披露。但在明知违反公司内部公章管理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王绍琨多次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相关指示，违规办理用印手续，且未将该事项告知上市公司其他人员，对公司违规担保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对违规担保系董事长个人行为、工作上存在疏忽、主观上不存在协助违规担保的意向、未获得任何不当利益等申辩理由不予采纳。

　　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7.2条、第17.3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珍海予以公开谴责，对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当事人如对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于1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监函〔2020〕0076号

　　关于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

　　当事人：

　　刘玉磊，时任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姜淑华，时任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田元典，时任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经查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威龙或公司)在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等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如下违规行为。

　　一、公司多次违规提供大额担保

　　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6月24日期间，公司分别违规为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酿酒公司)及其子公司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益销售)、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龙合作社)累计提供8笔担保，担保本金合计约25,068万元，其中2018年度共担保15,000万元、占上市公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79%，2019年度共担保10,068万元、占上市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15%。截止2019年10月22日，公司上述担保涉及的借款本金金额合计25,068万元，占公司2019年半年报经审计净资产的17.9%。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2018年11月30日，兴龙合作社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1亿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29日，ST威龙、王珍海、威龙集团、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龙房地产)、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水盛龙)分别为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2018年12月11日，酿酒公司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2月11日至2019年12月10日，ST威龙、王珍海、威龙房地产、威龙集团、天水盛龙分别对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1月14日，东益销售向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借款人民币1,7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11月28日，ST威龙、王珍海、威龙房地产、威龙集团、天水盛龙分别对上述借款及利息等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5月20日、6月5日、6月24日，酿酒公司分别借款950万元、1,950万元、49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6个月，ST威龙、兴龙合作社、威龙集团、龙口市新达工具有限公司、王珍海、栾思东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6月21日，酿酒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分两笔借款共计4,978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6月21日至2020年6月21日，ST威龙、威龙集团、王珍海、范崇玲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对于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未按规定履行相应董事会决策程序，也未及时予以披露，金额较大，直至披露相关纠纷且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等事项后，经监管问询，才于2019年10月22日予以披露。2019年11月22日，公司披露称，因相关违规担保尚未解决，自11月25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目前违规担保已涉及诉讼，逾期债权约2.01亿元，导致公司可能因此承担担保责任而遭受损失，情节严重。

　　另经查明，2019年10月9日，酿酒公司变更为公司关联方山东威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威龙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东益销售为酿酒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酿酒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东益销售自均为ST威龙的关联方。同时，公司在公告中称，上述担保事项由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暨董事长王珍海电话通知公司时任行政总监王绍琨，王绍琨看到王珍海的签字后予以盖章，盖章后王珍海和王绍琨未对用印情况进行系统登记，未告知公司财务部及证券部，亦未将上述事项告知上市公司其他人员。

　　此外，公司存在公章使用管理不规范的情形，公章管理人员在未按照印章使用管理制度流程进行认真审核的情况下，对相关保证合同使用了公章，与印章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失效。年审会计师基于该事项认为，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未按时归还

　　2018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2.5亿元临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1个月。2019年11月16日，公司公告因违规担保事项，资金压力较大，无法按期归还上述募集资金中的1.5亿元。直至2019年12月21日，公司公告称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上市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公司最晚应于2019年11月16日将前述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存在募集资金临时补流超期的违规行为。

　　综上，公司公章使用管理不规范，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缺陷，导致公司多次违规对外提供大额担保，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且未及时披露，且未按期归还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第2.3条、第9.11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四十一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形，以及公司其他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及主要责任人作出纪律处分决定。

　　公司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淑华、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玉磊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其任期内公司的违规担保行为负有相应责任。公司时任财务总监田元典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违规行为负有相应责任。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2.2条、第3.1.4条、第3.1.5条、第3.2.2条的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另经查明，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淑华、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玉磊虽应对各自任期内发生的1.67亿元、0.84亿元违规担保承担相应负责，但考虑到公司违规担保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王珍海私自使用公章对外签署担保协议所致，相关违规担保均未履行决策程序及披露义务，姜淑华和刘玉磊在发现及履行制止、报告等勤勉义务方面存在一定客观困难；时任财务总监田元典对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未按时归还一项违规负责，且其协调督促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归还募集资金，最终未造成募集资金实际损失。据此，可对上述情节予以酌情考虑。

　　综上，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我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玉磊、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淑华、时任财务总监田元典予以监管关注。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引以为戒，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中新经纬客户端7月27日电 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7月27日，全国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电视电话会在交通运输部召开。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要求，继续深挖铁路货运增量潜能，全面提升多式联运服务水平。

　　李小鹏指出，2018年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工作组先后四次组织召开会议，统筹部署推进各项工作。各地、各部门主动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实，推动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运输结构调整工作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工作进展不及预期，剩余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李小鹏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组织实施，化危为机，迎难而上，着力解决思想认识、协同联动、勇于担当和政策创新不到位的问题，全面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切实加强督导考核，统筹谋划“十四五”相关工作，全力以赴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力争到年底交上一份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满意的答卷。

　　李小鹏要求，要聚焦重点、精准施策，尽最大努力完成好既定目标任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更好服务“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

　　一要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多式联运枢纽站场和集疏运体系建设。

　　二要充分发挥铁路和水路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水路运输组织，加快形成合理比价关系。

　　三要进一步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深入了解政策诉求，持续加强政策创新，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港口和大型工矿企业的骨干作用。

　　四要深挖运输结构调整的市场潜能。继续深挖铁路货运增量潜能，全面提升多式联运服务水平。

　　五要千方百计解决好货车司机的实际困难，统筹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六要加强督导考核和绩效评估，组织第三方机构对三年行动计划执行情况开展效果评估。

　　李小鹏强调，要面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厘清发展思路，高质量谋划好“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努力做到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更多发挥市场作用转变、由重点突破向全面推进转变，以实实在在的举措确保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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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转行的劳动力经济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赵一苇

　　发于2020.7.27总第957期《中国新闻周刊》

　　来自中国西北固原农村的高治晓，戴着头盔口罩，一身黄衣跨在电动车上，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面。高治晓吸引这本国际大刊目光的原因，是“当世界停止时”，他与300万名外卖同行一起，仍驰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配送员们为躲避新冠病毒，却在要求带薪休假。

　　今年32岁的高治晓在做骑手之前，已“京漂”多年，先后从事过餐饮、商场导购、保安、快递等多个职业。在最近的一次创业开餐馆失败后，又做起了外卖员。促使高治晓们不懈奔波的，是中国外卖业的全球最高订单量。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总量累计达到635.2亿件，业务收入达到7497.8亿元，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在同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末端生态里，餐饮外卖行业发展更为迅速，2019年产业规模已达6536亿元，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从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工人，有超八成是40岁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还是内地无数待业青年的第一选择，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

　　中国急速壮大的快递外卖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曾经忙碌在工厂层层流水线上的“打工仔”们，创造了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如今奔驰在城市毛细血管般配送线上的各路骑手们，也被看作中国新兴的电子商务经济引领全球潮流的标志之一。但从本质而言，这一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实质上是从过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相对低端的快递外卖行业。

　　时代的风口

　　今年4月，22岁的苗森终于鼓起勇气，辞去了父母托关系才为他找到的工厂装卸工人的工作，他跟着老乡离开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期望以外卖员的身份开启“月入过万”的新生活。

　　苗森高中肄业后进了工厂，多年不变的3000元月薪令他在同龄人里无可夸耀。在苗森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与他年龄、经历相仿的年轻人，放弃了父辈农民、工人的职业道路，去做快递员、外卖员。那些先入行的兄弟们告诉苗森，一个月送外卖挣个万儿八千很正常。

　　进入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曾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头：进城打工。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浩浩荡荡奔涌入城，进入各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流水线、建筑工地，人人以进厂当工人为荣，努力扮演着巨大工业机器中的无数“螺丝钉”，撑起了广东、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以制造业强市广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民工尚不足两万人。自1980年起，进城务工农民开始迅猛增长，1987年已猛增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左右。广东、福建、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农民工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在上一代人眼里，进厂子打工就是一个好工作。”在苗森看来，他们这代人与父辈的职业选择已经完全不同了。转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机械工厂做装卸工人，这是一份亲戚托人帮忙才得到的工作。

　　苗森的父亲曾外出打工，母亲在家务农，父母都是小学文化。在今年疫情影响到工厂开工之前，家里人一直坚持不允许他换工作，父母相信工厂工作的稳定性，对快递、外卖等“不懂的”行业有天然的排斥感。今年4月，苗森辞去工作去北京做外卖员，是他和家里多次沟通失败后，先斩后奏的结果。

　　时移事易。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虽然农民工的总量仍在逐年增长，但无论是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还是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2014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6岁一路升高至34岁。相比父辈，新一代农民工基本具备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普遍的小学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程度拔高了职业选择标准，相比枯燥重复的流水线工人，近十年间迅速发展的生活服务业中的新兴岗位，正在成为他们更青睐的新去处。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走上互联网行业中的核心岗位，而互联网产业生态中新兴的大量基础性、边缘性岗位，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职业选择。快递与外卖行业正是这样的典型。互联网生态的扩张，把中国的快递业和外卖业送上了发展的高速路。

　　2000年前后，中国民营快递业一起步就有了迅猛增长。到2005年之后，电子商务进入高速发展期，网购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再次带动了民营快递业的狂飙猛进。这一年，网购零售带来的快递业务量占到了快递总业务量的一半以上，自此，快递逐渐成为电商服务的重要环节。

　　到2010年前后，中国快递业已初步形成EMS、顺丰、京东、“四通一达”等巨头并立的格局。在电商助力下，2014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此后仍保持每年100亿件增长的超高发展速度，至今已连续六年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这一时期，餐饮外卖行业开始萌发，并以惊人速度搭建起庞大的产业生态。2011年，成立三年的校园软件“饿了么”获得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投资；2013年和2014年，美团外卖与百度外卖相继成立。自此，中国外卖业以每年新增用户过亿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2017年确立美团与饿了么的双寡头格局。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达到6536亿元，消费者规模约4.6亿人，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现在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1980年代末，中国非技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而2004年之后，中国青年农民工数量不断减少，且越年轻的农民工减少得越多。农民工总体上供求平衡，但青年农民工已供不应求。”

　　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而如今，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快递、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招工的年龄限制仍卡在20～40岁之间，薪资范围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轮休制居多。可招聘启事挂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好招，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中，用更自由的时间换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数据显示，2019年，在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20～40岁年龄段骑手占比高达83.7%。在饿了么的300万名骑手中，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约为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前，苗森在一个郊区的机械工厂做装卸工，厂房和宿舍在一起。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跟着来回运送的货车装卸，有时也在车间里帮忙做包装、搬运之类的活儿，老板说是“上六休一”，但忙起来也会连续加班。

　　“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要被呼来喝去的。”苗森直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钱又不多。”相比之下，骑手工作看起来具有“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的优点，这对曾经工作定薪不定时的苗森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

　　而在传统制造业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企业主不会拿出动辄七八千元的工资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0494元，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制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工厂的营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并不现实。

　　“农民工大量流向服务业，应该怪制造业工资太低。”章铮直言，“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制造业企业为了降成本，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农民工同时又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过农民工城镇化、市民化来扩大有关市场的需求，首先就得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没有经济能力进城的问题。”

　　机器人将人挤出车间

　　年轻一代不再青睐工厂，除了薪酬、个人就业意愿层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则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装加工厂密集的广东省东莞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成了大型加工厂的厂房标配，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加工厂也大多以自动化设备替代了人工的包装、切缝等流程化环节。

　　“现在我们的工厂生产线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知名内衣品牌都市丽人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纪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制、检测、物流、标准零部件装配等主要环节，基本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潘纪刚坦言，添置自动化设备的动力，正是近年来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一线工人的用工成本几乎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长，加之一线工人流动性大，不稳定，培训时间、熟练度也会影响企业的人力成本。”

　　服装纺织业的自动化是制造业生产变革的一个缩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团，近十年营收总体上涨，全球员工总数却从高峰时期的120万人一路锐减至66万人。在汽车制造业，号称中国最先进制造业工厂的上海通用金桥工厂，由十几名技术员操控的386台机器人替代了从前的大批一线工人，每天能合作生产80台凯迪拉克汽车。

　　牛津经济研究院在2019年6月发布的报告《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中指出，新安装一个机器人将会削减1.6个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就业将因此减少2000万。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面临的劳动力替代性压力可能更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在《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0》中提到，根据课题组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

　　技术迭代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数据显示，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有15%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占比最高。美团外卖在疫情期间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有27.2%来自制造业企业，也占比最高。

　　面对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

　　潘纪刚也发现，虽然普工的“用工荒”几乎不再，但对口高级技工依然稀缺，尤其是一些专业高级技师，市场薪资已经开到了万元以上，依然应者寥寥。

　　从事外卖近两年的33岁外卖员陈斌，曾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他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师傅带入行，后来进了汽车厂，工作四年后，一个月工资从3500元涨到了5000元左右。

　　“工资涨得慢，钱不够用。”2018年7月，陈斌来北京当外卖员，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维持在8000元～10000元之间，他很满意，“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4S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

　　持有国家一级证书的高级汽车机电维修技师曾是陈斌眼中的高薪工作。但由于理论知识、技能证书、工作经验的门槛，初中文化的陈斌并未选择这条路。今年复工以来，陈斌送外卖的收入再没有回到从前的高峰期。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开始形成压力，陈斌萌生了一丝回乡的念头，“回去就是继续做工，但还是要学技术。身上有技术，才不愁吃饭。”

　　实际上，制造业普工易招、高级技工稀缺的局面存在已久。在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率指的是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以制造业大省江苏为例，近年该省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这意味着，平均1位高级技工有2个以上岗位可挑选，远高于普通岗位约1的求人倍率。“如今高级技工紧缺现象已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供需矛盾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对此表示。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关数据显示，尽管受季节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人员数量同比收缩，但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0。

　　在技术性失业浪潮后，未来的就业门槛将提高，知识型、技能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2010年以前，只要是个劳动力就能找到工作。但今后不会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需求会越来越小。”屈小博直言，“今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知识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和劳动密集型岗位的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

　　尽管如此，不管企业如何为“技工荒”而头疼，社会各界如何呼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技工，即使是高级技工，也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从一个基层劳动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下，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花费更高的培养成本、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则显得投入产出比更低。

　　虽然企业愿意在工资福利上向高级技工“多支付一些”，甚至愿意高价到劳动力市场上去挖人。“但企业招聘这样的高薪技工也是有前提条件的。”章铮指出，一言以蔽之，企业追求“灵活用工”，技工追求职业稳定。

　　由于高级技工所学技术通常是专用于某一行业、某一工种，技术层次越高，技术的专用性往往也越强。技工如果改行，他经多年学习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会全部或大部分报废。因此，在决定是否学习某一门技术时，对口工作的待遇和稳定性就成了他们考虑的关键因素。以智能手机屏幕的打磨抛光工作为例。过去，手机屏幕玻璃的打磨抛光需要工人来做，这一技能需要至少三年的学习培养，才能达到高级技工水平。但随着智能终端的需求爆发，自动化手机屏幕玻璃精雕机开始在面板生产行业中普及，迅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打磨岗位。

　　章铮还对高级技工的培养成本进行过估算，结论是：即使上技校的学费由政府全额补贴，农民工要想把因上技校少挣的钱赚回来，技校毕业后至少需要从事本行工作8~10年。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技校招生数量在增加，但技校毕业生“毕业即改行”的数量也在增加。“漏桶打水，其后果就是技工始终不够用。”章铮说。

　　“实际上，机器对人的替代不意味着完全的岗位损失。”屈小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技术会替代一部分传统低技能工作岗位，也会创造出一批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岗位。以格力集团在2018年的大规模转岗培训为例，对岗位被替代的工人进行再培训、上新岗，可以实现既不大规模裁员，又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如果企业一方面要求员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对技工进行在职培训，并向技工提供长期稳定的本行工作岗位。工作稳定、收入不低，员工留不住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章铮直言，“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能走上这条路。”

　　“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确实在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孙文凯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更重视工作性价比、岗位尊重、工作环境等因素，工厂要想留住年轻人，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提升。”

　　外卖员的未来在哪里

　　转行两个月间，作为外卖新手的苗森并没有拿到传说中“月入过万”的收入。他眼看着外卖站点的外卖员越来越多，可一个人每天接到的单子却越来越少。

　　苗森从站点里其他资深外卖员的交谈中意识到，今年新增的骑手队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疫情冲击下，几乎无门槛的外卖行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送外卖，成了现下许多失业和待业青年门槛最低、赚钱最快的临时职业选择。

　　“人多单子少，根本不够分的。”苗森很无奈，“5月份订单量刚涨起来，又新来了很多兼职外卖员，他们下班时间来跑是多一份收入，可我们全职的就只能靠这个，很多资深外卖员收入也没回到去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大幅下滑的订单量，也影响了外卖员的薪资。美团2020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受线下门店停业及小区封闭影响，美团一季度餐饮外卖收入同比减少11.4%，外卖订单量日均下跌18.2%，总订单量同比下滑46%。到了5月上旬，外卖订单量虽已恢复至疫情前的90%，但在6月中旬出现第二波疫情之后，北京多个地区的订单量又出现大幅下滑。

　　僧多粥少的局面下，选择将外卖员作为兼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平台数据显示，在美团外卖骑手中，有近六成骑手每天配送时间小于4小时；在饿了么骑手中，有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

　　从表面上看，快递外卖行业的收入水平不低，但高工资实际来自高强度的超时加班。社科院一项针对快递员群体的调查报告指出，近一半的快递员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如果以小时工资为标准，则快递员月均4859元的收入，时薪仅有23.9元，与人社部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差不多。而外卖员的收入则已经是配送从业人员中的最高水平。

　　但事实上，外卖员的薪资完全依赖于工作量，多劳多得。平均一单5～8元不等的抽成所构成的收入，看似到手收入比较高，却是因为少了社会保险的各项缴费。“我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只能多赚点算点，为以后早做打算。”一位37岁的女外卖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全职外卖员，也在等待接单的空隙做一些微商、刷好评之类的网络兼职。

　　“外卖员属于平台型就业，因为逃避了社保缴费，才变相增加了到手收入。” 屈小博指出，“目前外卖员仍然不是一个稳定长期的工作，有很高的流动性，很难进入正规社会保险体系中，且外卖平台一般只提供商业意外保险。这样的收入结构决定了外卖员并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

　　社科院报告指出，因投诉纠纷、缺少保障及职业发展等问题，很多青年并不把快递配送作为一份长久工作。从业不足一年者占39%，一至两年占31.2%，两至三年占12.1%，五至六年占5.9%，七年以上为11.9%，短期从业特征明显。

　　此外，年龄、收入水平、婚育情况、身体健康情况等也对快递外卖员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章铮看来，快递外卖业的竞争正在趋于饱和，平台激励下降，薪资正在进入常态化，“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快递外卖员的高薪资一定来自多劳多得”。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王艺璇在一篇针对城市快递小哥的调查中指出，快递小哥在城市中不仅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也过早地忍受着胃病、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痛等“职业病”。

　　职业流动和返乡是这个群体改善现状的主要渠道。但在如今人力资本的限制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快递外卖员们，很难找到快递行业之外的工作。在王艺璇课题组的调研中，有将近68%的快递小哥会工作几年后选择返乡创业。

　　在33岁已经成家的外卖员陈斌看来，返乡是最后一条路，但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像我只有初中文化的人，没有城里的公司会要我。”言语间，陈斌的无奈与心酸尽显。

　　“返乡回流会是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选择。”章铮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快递外卖员的劳动量非常大，职业声望又比较低，加之工作的投诉率高，社会认同度低，是典型城市融入度不高的群体，工作一段时间后返乡是大概率的选择。”

　　不过，时至今日，机器虽然已经替代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基础岗位，但并未能完全替代快递外卖配送线上的基础岗位。从快递物流到外卖跑腿，智能机器只控制了仓储分流环节，在配送线上的“最后一公里”，在面对面的服务环节，依然需要依赖人工。因此，章铮认为，“尽管快递外卖员从事的是服务业中的基础岗位，但在未来十年内，这类岗位还难以被机器替代。随着电商和线上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快递外卖业的人力需求仍然会持续增长。”

　　目前，第二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2019年，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81%，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53.9%，相当于美国1947年前后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更为发达，以金融、信息技术、房地产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增长支柱。中国则是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文化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占据主体地位，科技型服务占比较低。与美国相比，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型属性更强，单位劳动生产效率更低。

　　“中国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包括快递外卖等在内的中国新兴服务业，其线上化新经济形势带来了灵活用工、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确实增加了几百万的就业规模。疫情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指出。

　　“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份额将继续稳步提升，潜在增长空间较大。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孙文凯表示，但一个残酷的现实将是，“服务业中的高端知识型岗位和低端劳动密集型岗位之间，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快递员外卖员的明天在哪里？对于疫情期间新增的超过200万的外卖骑手而言，趁着外卖行业正在复苏，让手里尽量多一些现金流，攒一些钱回乡，或许就是眼下最实在的生存之道。

　　“我现在虽然没有月入过万，至少也比以前在厂子里多一点。”谈及未来，22岁的苗森还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他的目标也和带他入行的老乡一致：“先干着，攒点钱，以后回老家开个小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苗森、陈斌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