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后，中心城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中心增长极的作用更加突出。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整理了中西部前三季度GDP十强城市及2019年十强城市主要经济指标后发现，2019年，中西部地区共有5个城市GDP超过万亿元大关，其中重庆、成都和武汉稳居中西部前三；此外，前10名中共有9个是省会，只有洛阳是普通地级市。

谁是中西部一哥？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西部GDP十强城市分别是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合肥、西安、昆明、南昌和洛阳，与2019年全年一致。

其中，前三季度，重庆、成都和武汉三个城市GDP超过万亿元大关，长沙和郑州超过了8000亿元，合肥和西安处于7000亿元梯队。

从2019年全年来看，共有5个城市GDP超过了万亿元大关，分别是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和郑州；合肥和西安超过9000亿元，属于万亿GDP俱乐部城市的后备军，今年突破万亿大关的可能性比较大。上述这7个城市也是中西部最具竞争力的“七小龙”。

从具体城市来看，重庆、成都和武汉处于第一梯队，这三个城市是中西部经济体量最大、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最大、辐射力最强的三个城市，也都是国家中心城市。在多个重要指标上，这三市均明显领先其他城市。

比如在GDP方面，2019年三个城市都超过了1.6万亿元；在资金总量方面，重庆和成都都超过3.9万亿元；主城区人口规模方面，三市都超过了800万人，正在向超大城市进军。

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GDP总量在中西部地区稳居第一。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707.10亿元，同比增长2.6%。按当前态势来看，全年下来重庆GDP总量超越广州的概率很大。

老家重庆的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重庆的面积和人口总量都比广州大很多，重庆有3000多万人口，面积达到8.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GDP总量排在广州之前很正常。

从产业结构分析，重庆经济快速增长，与工业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密不可分。尤其是 “6+1”支柱行业汽车、电子、装备、化医、消费品、材料和能源的快速增长，使得重庆在中西部各省份中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不过，相比武汉和成都，重庆的产业相对“传统”，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智能制造的发展存在不足。

这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衡量一个城市高新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2019年，武汉和成都国高企数量都已经突破4000家，而重庆国高企数量是3141家，与武汉和成都都有较大的距离。

武汉是中西部高教实力最强的城市，也是中西部高新技术企业最多的城市，2019年已经达到了4417家。武汉东湖高新区集聚了烽火通信、华工科技等数十家上市公司，是我国上市公司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相比长江上游的重庆和成都，武汉在不少方面也存在短板和差距。比如，武汉的资金总量为2.86万亿，而同期重庆和成都超过了3.9万亿；2019年重庆和成都的外贸进出口额都达到了5800亿左右，而武汉同期仅为2440亿。另外，武汉所处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的整体竞争力也较成渝城市群有明显差距。

长沙郑州争夺中部第二，合肥西安迈向万亿大关

三强之后，长沙和郑州这两个中部省会分列四五位，这两市所在省份都是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也都是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省份。总体上看，这两市在伯仲之间，但与上述三市有较大距离。因此，未来哪个城市能坐稳中西部第四、中部第二呢？

数据显示，2019年郑州GDP以15亿元的微弱优势超过长沙，成为中部第二。不过今年前三季度，长沙反超郑州284亿元，位居中部第二。

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两市各有优势。在外贸进出口方面，郑州是长沙的两倍，此外就常住人口规模、城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腹地来说，郑州优势也更加突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郑州是河南的省会，河南是我国户籍人口最多的省份，同时又是中原的核心地带。郑州作为陆路交通的中心，物流中心的地位越来越强。

不过，长沙同样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长沙的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医药、汽车十分突出。以装备制造业为例，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装备制造企业。另一方面，长沙的民营经济也十分不错，同时还拥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名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态势也很好，去年长沙国高企数量超过了3000家。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耿明斋认为，郑州缺少高水平的集聚创新人才的平台，没有好大学、大院大所，所以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总量和层次都不够。

合肥和西安这两个城市去年GDP都超过9000亿元，今年前三季度都超过了7000亿元，今年这两市都有望进入到万亿城市的行列。

这两个城市也是近年来的网红城市。其中，合肥因为在新兴产业上的大手笔布局而广受关注。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 合肥是一个人口仅6.06万人的小城市，工业总产值只有163万元，规模远不及省内蚌埠、芜湖、安庆等城市。即便是到了2000年，合肥还被外界称为大县城，彼时的GDP 仅为325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80开外。但进入到新世纪后，合肥一路高歌猛进，超越了多个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2019年位居全国第21名。

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这些年合肥的整体发展思路比较清晰，准确把握了产业发展规律，很好地抓住了产业分工与升级路径，一方面做好原有产业的集聚提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西安是当前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唯一一个GDP还未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今年前三季度，西安GDP达7075.31亿元，增长4.5%，突破万亿大关可能性很大。

目前，西安是整个大西北地区的龙头城市，首位度相当高。同时，西安是我国五大科教重镇之一，创新资源和城市发展基础都很好。

截至7月28日，全国31省市区公布了2020年上半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广东、江苏、山东等头部省份依然位居GDP总量前列。从GDP增速看，16个省市区上半年GDP增速为正，9个省市区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专家认为，回顾上半年，在多个利好因素促进下，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色，经济发展头部省份则在疫情冲击下展现底蕴，但以第三产业聚集的地区则依然面临经济恢复的挑战。展望下半年，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将延续复苏态势，中西部地区持续加快恢复，东部地区发展有望回归正轨，地方集聚经济或进一步得到发展。

中西部地区表现抢眼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数据发现，截至7月28日，上半年GDP增速为正的省市区有16个，按GDP增速大小分别为西藏、新疆、甘肃、贵州、宁夏、湖南等。

“GDP增速为正的省份绝大多数是中西部地区的，尤其是西部地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向记者表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复工复产更早，尤其是工业部门和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较快。其中，西藏和新疆受疫情的直接影响很小，经济增长基本维持了正常水平。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告诉记者，多数中西部地区GDP增速实现正增长，一方面与中西部地区投资补短板空间大、国家加大西部开发力度有关。例如，上半年新疆、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8.6%和18.5%，疫情冲击下仍实现两位数增长，是其经济正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另一方面，3月份以来海外疫情持续蔓延恶化，外贸依存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小。

此外，集聚经济也在疫情冲击下展现成效。陶金表示，长三角地区中，江苏、安徽和浙江的经济增速均已转正，这三个地区凭借前期一体化发展基础，复工复产效率也较高，同时也发挥了各自的产业特色，在工业制造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发力，缓解了社交隔离措施对其服务业的冲击。

头部省份展现底蕴

上半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依然位居地方GDP前六。而去年同期GDP总量排名第七，今年却身处疫情爆发中心的湖北省则被福建、湖南、安徽超越。

“这些头部省份GDP规模大、基础厚，今年增速降低点也不影响排名。”伍超明告诉记者，从中长期看，这些省份GDP长期靠前，除了有资本、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外，还有人口因素的强支撑。如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五省常住人口数量，长期位列全国前五位，是上述各省GDP持续领跑全国的重要动力源。而浙江省常住人口虽然排名全国第十位，但GDP长期排名全国前五，一方面源于其第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如浙江省第三产业GDP增速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浙江私营经济活跃，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较高，截至目前，A股近4000家上市企业中，注册地在浙江的有475家，排名全国各省份第二位。

今年以来，为抗击疫情，湖北省为全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长期的疫情封锁使其一季度GDP同比大幅下降39.2%，降幅大幅高于同期福建、湖南、安徽30个百分点以上，对其上半年GDP规模形成明显拖累。

欣慰的是，据湖北省统计局总结，湖北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在二季度强力反弹，经济指标降幅持续收窄，部分指标月度开始转正，经济运行总体复苏态势持续向好，积极因素不断累积。截至6月底，全省“四上”企业复工率达98.8%，中小企业复工率达86.9%，均赶上全国平均水平。新开工项目1598个，环比增加826个。

北上广经济面临挑战

上半年，31省市区中有9个地区GDP增速低于-1.6%的全国GDP增速水平，分别是湖北、黑龙江、辽宁、天津、内蒙古、北京、上海、海南、广东。其中，备受关注的北京、上海以及广东省，上半年GDP增速却分别仅有-3.2%、-2.6%、-2.5%。

陶金表示，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集聚了大量第三产业，而他们遭受的疫情冲击也相较于第二产业更深远。相应地，由于第三产业集聚，大城市的经济更依赖于消费，而疫情之后的消费复苏不像工业部门那样能够直接得益于各类逆周期政策，缺乏政策抓手，因而速度较慢。由于以上两个因素，上半年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这三个省市的经济增长和恢复面临暂时的挑战。

“疫情加大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返工难度，而北上广的劳动力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伍超明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另外，北上广是全国乃至全球的重要交通枢纽中心，疫情防控更为严格，人员聚集型行业影响较大。如上半年北京、上海、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降低16.3%、11.2%、14%，对GDP拖累较大。

此外，谈到辽宁、天津等省市区维持较低GDP增幅的原因，伍超明认为，这些地区主要受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影响，传统主导产业优势逐渐减弱，且其新兴产业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下半年或更重视集聚经济

多位专家一致认为，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总体控制，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扎实推进，各项扶持政策效果逐步显现。预计下半年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仍将延续复苏态势，逐渐回归常态化的增长。下半年，国内经济修复结构性特征依旧明显，即呈现出基建引领、房地产相随、结构优化、投资拉动经济复苏的格局，此外在财政货币政策合力支持下，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有望缓慢回升。

在伍超明看来，中西部省份既有劳动力红利优势，又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在西部大开发、基建加快补短板等政策助力下，经济有望持续加快恢复。东部地区有完善的产业结构和优质企业基础，在摆脱疫情冲击和国家加大对私营、外贸企业政策扶持力度下，强者恒强效应凸显，经济或将加快回归正轨。

“疫情带来的经济增速地区间的分化，很可能因为集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得以延续，甚至进一步加剧。”陶金预测，都市圈建设将被进一步强调。这既符合中国当前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也顺应了全球主流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律，即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能力，充分发挥重点区域要素集聚、规模经济以及知识溢出等效应，既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又创造了更大市场，更多资源也可能会向这些地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