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家博鳌论坛的平行论坛，2024商会会长大会将于12月29日在广州举办，大会以“新质引领 数创未来”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人士，围绕数字技术、数据融合、数字经济开展讨论。

2024商会会长大会将以“主旨演讲+圆桌论坛”等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设置商协会数字化技术主旨演讲和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服务、低空经济等主题的圆桌论坛展开讨论。解读当下市场最新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为商协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强化商协会服务功能，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

首届商会会长大会自2023年12月创办，于海南博鳌顺利举办。论坛举办期间，共计吸引了500多位政府代表、专家学者和商协会会长参与，积极分享经验、建言献策、共话发展，富有专业性、针对性、建设性，已成为商协会领域的年度思想盛宴。

合同约定为浮动利率的，房贷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约定重定价周期

事关房贷利率，又有重要新变化。10月31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公告，将完善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同时明确了重定价周期调整安排。记者从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获悉，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法人银行的类似公告也将于近日发布。

这是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4〕第11号（下称“公告”）的举措。根据公告，自11月1日起，存量房贷利率与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偏离达到一定幅度时，借款人可与银行自主协商、动态调整存量房贷利率。此外，自11月1日起，合同约定为浮动利率的，房贷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约定重定价周期。

专家认为，完善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有望从根本上解决新老房贷利差问题。未来，居民购房后的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将更加灵活，有助于减轻居民还款压力，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购房需求进一步释放。

完善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

“房贷合同期限普遍较长，固定的加点幅度无法反映借款人信用、市场供需等因素变化，一旦市场形势发生转变，容易造成新老房贷利差扩大。”专家表示，需要优化制度设计，促进商业银行和借款人以适当方式变更合同。

专家认为，本次完善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既治标又治本，有望从根本上解决新老房贷利差问题，建立存量房贷利率渐进有序调整的长效机制。

“在新机制下，不需要等到新老房贷利差积累较大后再由商业银行批量调整，能够渐进有序缓释矛盾。”专家表示。

记者从商业银行获悉，为兼顾合理让利与可持续性经营，商业银行经过测算，将该偏离幅度约定为30个基点（BP）。

比如，中国银行公告，如果客户的房贷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点值，高于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平均加点值加30BP的，客户可向其申请调整LPR加点值。

“偏离幅度的设定是调整规则的关键内容。”专家表示，偏离幅度如果设定过大，借款人心理有落差，可能增加提前还贷的规模，不利于建立存量房贷利率渐进有序调整的长效机制。偏离幅度如果设定过小，可能造成频繁重置合同，超出银行业务承受能力，借款人也难以及时享受到优惠。

具体调整规则为，以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全国新发放房贷平均利率所对应的加点幅度加30BP为门槛值，如果存量房贷的加点幅度高于门槛值，则可与银行协商调整为门槛值。对应的加点幅度为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减去对应季度的5年期以上LPR均值。

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官网的“利率政策”栏目中，于每年1月、4月、7月、10月末公布上一季度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水平，供银行和借款人参考。

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的2024年第三季度全国新发放个人房贷加权平均利率为3.33%，当季度5年期以上LPR均值为3.85%，则对应的加点幅度为-52BP（3.33%-3.85%），调整门槛为-22BP（-52BP+30BP），也就是所有加点幅度高于-22BP的存量房贷借款人，可与银行协商，将加点幅度调整至-22BP。

“考虑到10月25日绝大多数借款人的加点幅度已经批量调整至-30BP，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绝大多数借款人无需调整加点幅度。”专家表示。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后，居民购房后的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将更加灵活。当存量房贷利率明显偏高时，存量房贷借款人可以更快调整房贷利率，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也有助于促进购房需求的释放。

已经基本完成对存量房贷利率的批量调整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对存量房贷利率的批量调整。记者从央行获悉，初步统计，截至10月28日，21家全国性银行已完成批量调整，共计5366.7万笔、25.2万亿元存量房贷利率完成下调，各地方法人银行也在10月31日完成批量调整。

专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政策利率保持稳定，预计新发放房贷利率保持稳定，存量房贷利率将无需再进行调整。如果新发放房贷利率加点幅度进一步下降，存量房贷利率也会跟随下行，银行会综合考虑吸储和经营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新发放房贷利率。

“本轮批量调整后，存量房贷利率降至3.3%，如果存量房贷与新发放房贷利率差异大于30BP，将推动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因此，预计银行会较少发放利率低于3%的房贷，新发放房贷与存量房贷的利差也将保持总体稳定。”专家表示。

房贷重定价周期可选择3个月、半年或一年

根据公告，自11月1日起，合同约定为浮动利率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约定重定价周期。

重定价周期是指浮动利率贷款合同中，利率跟随定价基准调整的时间间隔。在利率重定价日，定价基准会调整为最近一个月LPR所对应的数值。公告取消了对个人住房贷款重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的行政性限制。

记者梳理商业银行公告发现，大多数银行提供的重定价周期共三个选项：3个月、半年、一年。

“重定价周期为3个月的，每年重定价4次；重定价周期为半年的，每年重定价2次；重定价周期为一年的，每年重定价1次。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银行规定，存量房贷借款人在整个贷款存续期内，重定价周期只能调整一次，不能多次调整。”专家表示。

专家称，房贷合同期限普遍较长，部分期限达到30年，从整个贷款周期看，重定价周期长短对借款人的影响是中性的。

“在LPR下行周期内，重定价周期越短，借款人可越早享受降息红利。如果未来经济形势好转，政策利率和LPR进入上行通道，在利率上行周期内，重定价周期越短，借款人也会以更快速度适用较高的利率，更早承受加息负担，重定价周期只能调整一次，借款人要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审慎决策，用好这一次选择的权利。”专家表示。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考虑到房贷期限普遍较长，LPR可能要经历几轮上行及下行波动，因此三个重定价周期对借款人来说差别不大。不过，对于存续期较短的房贷，鉴于接下来利率还有下行趋势，选择较短周期更为有利，这样就能更早更多地享受到利率下调带来的优惠。

1956年3月，在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储备不足、科技人才匮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导弹技术的战略决策。凭借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中国仅用十年时间就初步建成独立健全的导弹科研生产体系。在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组建导弹研制团队、建设导弹研制基地、建立科研协作体系和生产协作体系是四个环环相扣的重大问题。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举国体制在中国导弹工业解决上述四个重大问题时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分析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和当代价值。

一、创建导弹工业体现国家意志

1944年9月，德国将秘密研制的V-2火箭投入实战。虽然V-2火箭的命中率不高，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拦截的。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在消化吸收德国导弹技术的基础上研制自己的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用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还多次对中国发出核威胁。为维护国防安全并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为了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首先取得突破，党和国家决定优先发展导弹核武器。

1955年年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和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先后向刚回国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咨询中国能否研制弹道导弹，都得到肯定的答复。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委托钱学森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我国导弹工业的创建与发展规划蓝图。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检查与督促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聂荣臻任主任。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委下设立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简称“五局”)，统一领导导弹的研究与生产工作，由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聂荣臻还建议组建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由钱学森兼任院长。10月8日，聂荣臻在五院成立大会上提出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10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方针。为减少行政层级，提高工作效率，五局于1957年2月撤销并入五院，钱学森任合并后的五院院长。

举国体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由中央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个尖端科技领域或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发展导弹技术关系国家安全，体现国家意志，属于国家行为，这是采用举国体制创建中国导弹工业的必然性;导弹武器系统是现代最复杂的工程系统之一，要靠成千上万人的大力协同工作才能研制成功，任何一种重要原材料、基础元器件、关键设备的缺失都会成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中的瓶颈，因此必须构建完整的航天产品配套体系，这是采用举国体制创建中国导弹工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有效缓解薄弱的基础工业与国家发展导弹技术的战略需求之间的矛盾，这是采用举国体制创建中国导弹工业的可行性。

二、调集人才组建导弹研制团队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都急需建设人才。相比之下，导弹工业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尤为严峻。当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导弹技术的战略决策时，中国大陆见过的导弹屈指可数，而参与过研制导弹的只有钱学森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统筹兼顾组建研制团队成为创建中国导弹工业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在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协调下，中国导弹工业依靠举国体制，逐渐突破了人才短缺的“瓶颈”。组建中国导弹研制团队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从各行各业抽调相关专家。1956年4月18日，聂荣臻在提交给周恩来、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集中使用技术力量，抽调人员组建导弹研究院和电子科学研究院。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指出：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可以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周恩来还委托聂荣臻主持召开一次专项会议，研究如何落实这个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缺乏高级技术人员，所以抽调相关专家的工作一波三折。

1956年6月2日下午，聂荣臻邀集国务院、军队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抽调所需人才的问题。虽然与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对调集技术人员和干部组建导弹研究机构表示支持，但是对被调的具体人选和数量态度不一。陈赓代表哈军工表示全力支援，清华大学、铁道部和邮电部的代表态度比较谨慎，高等教育部、冶金部等部门的代表侧重强调自身困难。经过磋商，聂荣臻决定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主持成立一个专门小组，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负责磋商与平衡抽调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数量、具体人选以及培养后备技术人才的数量。会议确定筹建导弹研究机构所需的党政干部由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负责提供。1956年6月13日，聂荣臻向周恩来书面汇报了人才调集工作的进展。报告说：根据要求，目前亟需调集的高、中级专门人才共380人(内含导弹技术专门人才288人)，其中提名者206人。这样，“原要求既得到了适当的解决，同时又保证了学校的师资，也相应照顾了产业部门的要求，是比较合适的”。然而，抽调专家的工作直到7月下旬还没有很大进展。除了从哈军工调来4名教授外，其他专家均未落实。钱学森对此非常失望，认为不能再拖延下去了。7月28日，钟夫翔向聂荣臻呈递报告，反映钱学森的意见，并提出自己的建议。8月1日，聂荣臻审阅钟夫翔的报告后，将其转给周恩来、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8月2日，周恩来指示聂荣臻邀请钱学森到北戴河面谈，商量抽调人才的可行计划。1956年8月中旬，钱学森应邀前往北戴河开会。回到北京后，钱学森于9月11日同钟夫翔联名向聂荣臻呈递了关于调集专家的报告。报告指出：“科学院规划委员会曾为导弹研究机构提出199名技术干部名单，并拟请有关各单位调给，但到现在为止，除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来任新民、庄逢甘两人以及将要调来的梁守槃、朱正两人，及通信兵部决定调给9名以外，其余均未着手调动。为了满足工作最低要求，避免在与苏方谈判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因缺乏干部而产生被动忙乱的现象，经过再三考虑和征求中国专家意见，至少还须调来42名技术干部。”聂荣臻审阅钟夫翔和钱学森的报告后，随即与有关部门协商，落实专家调动问题。9月18日，聂荣臻就此事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请求批准抽调上述42名专家。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报告，并且直接给各单位打电话“要人”。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聂荣臻的反复协调下，大多数单位从国家的战略需要出发，忍痛割爱，抽调精兵强将支援导弹工业的创建。

1956年8至9月间，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冯世璋、梁思礼、乔石琼、蒋通、李一鸣、吴宝初、吴德雨、朱敬仁等专家相继调入五院。依靠这些专家，五院根据科研发展规划成立了十个研究室。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统筹协调下，有关部门从1956年到1962年一共调给五院157名有职称的科技人员和归国留学生。这157人缓解了五院高级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并成为中国导弹工业最宝贵的技术人才“种子”。

三、统筹资源建设导弹研制基地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

苏联答应帮助中国仿制4种导弹(地地导弹P-2、地空导弹C-75、岸舰导弹C-2、空空导弹K-5M)，并帮助中国建设导弹研制基地和试验靶场。为满足仿制苏联导弹的需要，国防部于11月16日决定以五院的机关为基础组建总院，以前五个研究室为基础组建一分院(导弹总体和弹体、发动机研究院)，以后五个研究室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为基础组建二分院(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院)。根据“10月15日协定”，苏联将帮助中国建设一分院(代号8102)、二分院(代号8109)、发动机与全弹试验站(代号8103)、空气动力研究所(代号8108)四项工程。1958年2月16日至3月4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京副代表加里宁率12名苏联专家与钱学森等13名中国专家在五院商定了四项工程的设计任务书。3月10日，彭德怀批准了设计任务书，合计工业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所需设备10万多台件，建设周期7年。按照任务分工，四项工程的初步设计由苏方负责，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由中方负责。民用建筑全部由中方设计，但工业建筑中重要的专用部分和四项工程的试验、生产、工艺设备等均由苏方负责设计和提出分交清单。在“大跃进”运动中，五院提出要力争在三年内完成基建任务，因此于1958年9月请求中共中央把四项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共中央批准了五院的报告，并通知有关地方和部门为五院建设“开绿灯”。为了完成繁重而又紧迫的设计任务，一机部第四和第十设计院、建工部北京建筑设计院、电力部华北电力设计院、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北京铁路局设计院、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等11个设计院被调集进行设计工作。苏方提供的初步设计所确定的任务、规模和工艺只能满足仿制P-2和C-75导弹的需要。考虑到今后自行研制的需要，中方在苏方的初步设计方案之外增加了许多科研设施。国家计委最后批准的四项工程总规模比初步设计时大很多，其中工业建筑总面积达85.2万平方米，民用建筑总面积达110万平方米，总投资为7.3亿多元，超过原规模一倍以上。随着施工图陆续出图，四项工程在1959年下半年相继开工。为解决五院基本建设中的困难，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各地方、各部门也给予大力支援。12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调南京军区一个步兵师、沈阳和广州军区各一个工兵团、兰州军区一个汽车团承担五院的工程建设任务，后来又增调铁道兵一个团参加施工。北京市抽调6千名技术工人参加施工。为加强对工程建设的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在12月24日决定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基建工程修建委员会，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任主任。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北京市、建工部、工程兵等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对五院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各种困难，诸如劳力及技术骨干的调遣，公路及铁路运输的落实，国拨和地方材料的筹划，施工机具及非标准设备的加工等问题，都及时做出处理决定，并指定有关地区和部门安排执行。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四项工程所需的材料、设备、器材等也通过多种措施得到解决。8102工程的非标准设备和专用器材量非常大，共用各种设备、仪器、仪表1.3万台件。李富春副总理签发通知，要求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抓紧安排好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的加工。为完成8108工程的设备生产任务，空气动力研究所在中央领导支持下专门派出工作组赴全国各地安排加工任务。上海承担了23号厂房1号、2号、3号、4号设备和24号厂房3号设备共34项加工任务。北京、太原、西安、沈阳、哈尔滨等地也承担了一定的设备加工任务。1960—1961年，四项工程建设达到高潮，施工队伍一度超过1.5万人。1960年，四项工程完成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完成建设投资近1.7亿元。1961年，五院又计划建设70多万平方米。因为经济困难，全国从1961年起大幅度压缩基建投资，四项工程却仍处于优先安排的地位。1962—1964年，五院相继增建了计算、材料、测量、强度、元器件等科研机构，增建或加速建设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热应力试验室、发动机水力试验室、控制模拟试验室、超声速风洞、跨声速风洞和高速高温电弧风洞等28个重点工程项目。1964年底，四项工程建设基本竣工。其中众多工艺技术新颖、结构复杂、精密度高、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工程都是全国科研、生产、设计、施工等单位通力协作的成果。

四、军民结合构建科研协作体系

为攻克以导弹和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聂荣臻主张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大力协同，互相支援，并把它们称为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在聂荣臻的大力推动下，五院与中科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有关高等院校，与化工部、冶金部等有关工业部门，建立了长期的科研合作关系。

聂荣臻亲自主持将中科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的专家按不同专业，分成十六个专业组，以五院提出的几百个研究课题及试验、测试设备为目标进行攻关。1961年年初，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把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全国“一盘棋”，扭成“一股绳”，统一安排，分工负责，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国防科技任务。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在开始仿制P-2导弹武器系统时，国产原材料只能满足大约1/3的需求，原材料短缺成为困扰仿制工作的头号难题。五院根据原材料“立足国内”的原则，一方面根据“10月15日协定”向苏联订购一部分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委托国内相关单位研制符合技术要求的原材料。1958年9月12日至10月30日，一分院委托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研制高温合金、多孔金属陶瓷、高温涂料、特种树脂、黏合剂、有机氟油等，并进行相应的工艺试验研究、性能测定。随着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从1959年6月起停止向中国提供仿制P-2导弹武器系统所需的特种原材料。7月2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建议金属材料由冶金部抓总，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抓总，统一筹划。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12月2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发出通知，要求“必须下定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个问题，千万不能耽搁了”。1960年年初，国防科委牵头在沈阳和哈尔滨分别召开了三委四部会议，提出了导弹及其他新技术所需的新材料试制任务。一分院先后与冶金部101厂、鞍钢、抚顺钢厂、大连钢厂、齐齐哈尔钢厂、东北轻合金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重庆钢厂、太原钢厂、上钢三厂、钢铁研究院等单位签订了试制155项金属材料的协议，与石油研究院、玻璃陶瓷研究院、化工研究院、橡胶研究院、水泥研究院、天津永明油漆厂、中国油漆厂、大连油漆厂、沈阳油漆厂、北京玻璃厂、上海耀华玻璃厂、上海中华油脂厂、上海化工厂、上海冶陶所、华东化工学院、济南塑料厂、沈阳橡胶四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咸阳绝缘材料厂等单位签订了试制87项非金属材料的协议。到1960年上半年，仿制P-2导弹武器系统所需的新材料绝大部分都按照技术要求试制成功。随着中国导弹工业进入自主研制阶段和原子弹研制进入攻关阶段，聂荣臻希望充分发挥中科院的研究力量优势，迅速突破与“两弹”相关的尖端技术。1961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召集二机部、五院和中科院开会，确定了中科院为导弹和原子弹研制工作服务的原则。5月21日，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分别主持成立中科院与二机部、中科院与五院两个协作小组，“以便充分发挥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力量，更加密切地为‘两弹’服务，真正做到科学院、二机部、五院三家拧成一条绳”。到11月，中科院配合五院的科研、试制任务已达95项，共计226个课题，涉及8个型号的导弹。力学所是中科院承担与五院协作研究任务最多的研究所，化学所、自动化所、上海有机所、上海冶陶所、大连化物所、长春应化所、长春光机所、沈阳金属所、兰州化物所等也承担了相关任务。这些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为后来的导弹研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五、全国动员建立生产协作体系

导弹生产几乎涉及现代工业所有的技术领域和生产部门，而中国导弹工业最初连试制工厂都没有。当时中国财力有限，不可能为生产导弹专门兴建大批工厂。鉴于飞机与导弹在生产技术上最为接近，航委决定先由航空工业系统承担导弹试制任务。P-2导弹武器系统仿制中的主要问题是生产问题。

为争取时间，P-2导弹武器系统的仿制工作以五院为主，有关工业部门参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组织仿制生产。弹体和总装由五院负责，发动机、控制系统、地面设备等由有关工业部门承担，五院作为设计方负责抓总。1958年1月25日至2月15日，五院的两个分院各组成一个中方代表团，陪同分成两组的苏联专家代表团到东北、华东、西北地区、北京参观航空工业及有关工业部门的工厂，为仿制P-2导弹武器系统挑选定点承制工厂。4月，在国务院安排下，五院和各有关工业部门商定将一机部四局(航空工业局)所属首都机械厂(211厂)划归五院作为导弹总装厂;发动机系统也由一机部四局承担;控制系统由一机部十局(电子工业局)承担;材料由冶金部和化工部、建工部等单位承担。1958年5月17日，五院发布P-2导弹武器系统任务分配表和各承制单位完成任务的时间表。当时，列入仿制任务分配表的有一机部的一级协作厂25家，冶金、化工、轻工、纺织、建材、铁道等部门的协作厂140余家。其中410厂承制发动机，111厂承制涡轮泵，782厂承制弹上控制仪器，115厂承制变流机、调速电动机，114厂承制舵机和发动机自动器，212厂承制陀螺仪表，718厂承制电器元件及插头，724厂、474厂、123厂承制火工品，247厂承制发射设备，547厂承制地面电源车，289厂承制瞄准设备，307厂承制加注设备，大连机车车辆厂、齐齐哈尔车辆厂承制铁路运输车辆。实际上，后来直接或间接参加仿制工作的单位多达1400余家。五院各设计单位先后抽调技术人员组成下厂工作组，带上图纸及有关技术资料、实物样品，同苏联专家一起到工厂协调解决仿制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仿制生产任务时限急、数量少、要求高，承制工厂非但没有利润，还要赔钱，并且要打乱已有的生产计划，临时“加塞”进去。国家计委、各工业部门顾全大局，伸出援手，向所属的有关工厂下达指令性的生产任务。1960年4月22日，为保证P-2导弹武器系统仿制工作的产品质量，整顿生产纪律，及时解决生产中的技术、材料、协作等问题，国防科委协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炮兵、五院组成三个联合工作组，分别负责对承担生产、协作及供应任务的各工厂进行检查。三个联合工作组在取得工厂所在地区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导与支持下，发现问题就地解决。这次检查工作自4月26日开始到5月中旬结束，为仿制计划的全面实现创造了先决条件。绝大多数承制工厂都能顾全大局，克服困难，大力协同。211厂刚划归五院时既缺少各种焊接设备，也缺少大吨位水压机、大型车床、精密机床等。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抚顺、哈尔滨、包头、武汉等地的相关工厂都尽最大能力向211厂提供各类设备，并承担了某些复杂和大型的零件生产任务。为生产大型钣金件，国防科委副主任陈赓亲自与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协调，说服武汉锅炉厂同意对大型水压机进行改装，最后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此后，211厂与武汉锅炉厂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定点协作，直到拥有自己的大型水压机。通过建立跨部门的生产协作体系，虽然初步解决了导弹的试制生产问题，但是这种相对分散的生产模式不仅给五院对导弹型号的技术抓总和技术协调带来很多困难，也给承担试制任务的工厂安排生产计划、保证生产进度和质量带来很多困难。为增强五院的试制生产能力，建立配套完善的导弹、火箭工业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4年11月23日决定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从第三、四、五机械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省、市，抽调若干工厂和事业单位，组成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

六、结语

举国体制在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下，中国导弹工业依靠举国体制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克服了诸多不利条件，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组建了善于攻关的研制团队，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研制基地，形成了配套齐全的科研生产协作体系。分析举国体制在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的作用及其机理，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其一，举国体制适合中国国情，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举国体制是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集中力量突破尖端科学技术的重要法宝。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的举国体制深有体会，曾总结道：“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个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其二，举国体制能打破利益壁垒，增强各类主体协同攻关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利益壁垒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五院在抽调技术专家、研制新材料、生产零部件等问题上与一些单位发生过或多或少的矛盾。举国体制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国家利益为重，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协同创新。聂荣臻曾回忆说：“我们在组织全国大协作方面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那个时候，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各研究机构，只要分配他任务，就高兴得很，引以为荣，所以‘两弹’上用的一些东西，很快就研制出来了。”其三，举国体制在大科学时代能实现科技资源基于国家利益导向的优化配置。大科学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涉及面广，所需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解决。举国体制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大科学项目是科学技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如果缺乏强有力的集中指挥、技术抓总，很容易陷入无序、低效的状态。举国体制“坚持全国一盘棋”，能够优化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作用。举国体制在大科学时代的独特优势不会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而改变。其四，举国体制在新时代依然是中国航天工业克服基础工业技术短板的重要手段。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以航天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与基础工业之间的矛盾仍旧存在。航天系统所需的新型原材料和元器件因为技术要求高，往往需要供应商投入巨资研制，而航天企业所需要的产量又很少，这给供应商的运营成本和效率带来很大压力，从市场角度看是非常不经济的。当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技术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及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弥补手段。

  当地时间10月23日上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喀山会展中心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卢拉（线上）、埃及总统塞西、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出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首先出席小范围会议。

  习近平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以及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习近平指出，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既有多极化的新局，也有“新冷战”的危局。金砖国家要把握历史机遇，展现历史主动，坚守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顺应全球南方崛起大势，坚持求同存异，同心同德，进一步凝聚金砖国家共同价值，维护金砖国家共同利益，促进金砖国家联合自强，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强调，世界越是动荡，我们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淬炼金砖成色，展现金砖力量。要发出和平之声，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安全。要共谋发展之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守共同发展的大道。要夯实合作之基，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维护贸易投资和金融安全。

  随后，习近平出席大范围会议，就未来金砖发展发表重要意见，提出五点建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面临关键抉择。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共同谱写“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尽快缓和。推动加沙地区尽快停火，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

  ——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要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中方愿同金砖国家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合作，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充实合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我们要建设“公正金砖”，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滞后。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我们要建设“人文金砖”，做文明和合共生的倡导者。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中方提出的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已经落地，将实施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划，未来5年在金砖国家设立10个海外学习中心，为1000名教育管理人员和师生提供培训机会。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领导人围绕“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主题，就金砖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领导人们积极评价金砖国家机制发展及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砖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成为多边主义的典范。金砖国家应该秉持金砖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深化“大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强化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等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推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架构改革，将新开发银行打造成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赞赏联合国大会通过中方提出的“文明对话国际日”相关决议，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会晤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喀山宣言》，宣布设置金砖伙伴国。

  当地时间10月23日上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喀山会展中心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卢拉（线上）、埃及总统塞西、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出席。这是会晤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集体合影。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会晤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听取了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等金砖机制负责人工作汇报，并集体合影。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题：“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纪实

新华社记者

金秋时节，华夏大地山川秀美，气象万千，丰收在望，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

激扬爱国之情——“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9月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人民科学家”赵忠贤，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人民教育家”黄大年，坚守高原、为国护边的“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力迪别克……他们身上，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

高举旗帜，继承爱国主义传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8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位卑未敢忘忧国”“愿得此身长报国”……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训，鼓励广大留学人员自觉使个人成功的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引用“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警句，希望青年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人们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吮吸着千百年来传承积淀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历史智慧和文化结晶，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有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源泉和更加深厚的历史底蕴。

高举旗帜，深化爱国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

今年1月1日，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当天，7.3万名群众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向五星红旗敬礼。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就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阐明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时代要求和实践要求，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作出全面部署。

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举办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再到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一次次重大活动气势恢弘、震撼人心；

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辛亥革命110周年，一场场纪念大会启迪未来、激发斗志；

在博物馆中溯古观今，沿着红色足迹感悟斗争历程……一处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跨越时空、展现自信；

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讲好新时代故事，一堂堂思政课守正创新、入脑入心；

……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2020年8月19日，在安徽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革命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指出：“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人们深入理解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高举旗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2015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密不可分。

201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三个“不可动摇”对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作出深刻阐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一步激发了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今天，“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豪迈誓言在神州大地久久回荡，中国人民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高挺起民族脊梁。

砥砺强国之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

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拳拳爱国心，殷殷强国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要强大，各领域各方面都要强起来。”

今年9月1日，国产大飞机C919迎来第50万名旅客，投入运营以来执行商业航班超过3700班，累计安全飞行超过1万小时。

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商飞公司考察，登上C919展示样机时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

从制造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到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再到文化强国、海洋强国、金融强国，新时代一系列强国建设目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中国高铁形成全球最大的运营网络，港珠澳大桥创造多项世界之最，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扬帆出海……强国建设正绘就一张张闪亮的国家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全国上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成果持续涌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持之以恒的攀登，驰而不息的创造，实现“神舟”飞天、“北斗”组网、“嫦娥”探月、“蛟龙”入海、“天眼”巡空，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第34位上升到2023年第12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

今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此次申遗成功“对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入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音。

新时代的中国，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博热”“文创风”“观影潮”悄然兴起，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更加高涨，精神风貌为之一新。

“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今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兰州市考察时，来到退休老党员李宗彪家，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常。

习近平总书记说，民生为大、民生为要，党中央十分关心老年人的幸福安康，各地各有关部门在养老、医疗和社区服务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要坚持做下去，越做越好。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从建设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到建设美丽中国，从“厕所革命”到垃圾分类，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从国家组织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到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一件件攸关民生福祉的大事小情摆上中南海议事日程，顺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呼声。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坚定前行。

实践报国之行——“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1956年夏天，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义无反顾来到古都西安，用青春和汗水建设了一所著名高等学府。

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坐落于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的交大西迁博物馆，亲切会见14位西迁老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爱国是心之所系，报国是行之所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亿万人民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奋力奔跑、逐梦圆梦，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这是英雄模范的引领力——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从2014年起，每年的这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新时代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时代。

2019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老英雄张富清，总书记俯下身，双手紧握住老人的手，深情地说：“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

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张富清，忠诚使命、英勇无畏的杜富国，“守岛就是守国”的王继才，“燃灯校长”张桂梅，脱贫攻坚战场上坚守太行山的“新愚公”李保国，抗击新冠疫情中临危受命、逆行出征的钟南山……他们的名字和功绩铭刻在新时代丰碑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日益规范化制度化，接连颁授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等最高荣誉，全社会形成尊崇英雄、致敬英烈、关爱楷模的浓厚氛围。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歌！”

这是实干兴邦的行动力——

“现在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11年时间了。我们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一战略目标变为现实。”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出新的动员令。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

聚焦打赢脱贫攻坚战，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足迹遍及沿线11个省市；牵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踏遍上中下游9省区……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引领全党全国上下真抓实干、务实担当。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为实现目标任务，党中央既定时间表，也画路线图，既下任务书，也绘施工图，推动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得以攻克，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得以办成。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3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明确新中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

发扬钉钉子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续写时代新篇，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基础。

这是团结奋斗的号召力——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团结之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高度团结统一、步调一致，把14亿多中国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前进路上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使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始终在我们这一边，就一定能在斗争中赢得主动、赢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有力号召：“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努力，大家一起加油干，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彰显大国之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

2013年3月19日，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前夕，习近平主席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

“您最近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世界梦’是什么？”

面对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

几天后，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中国人民在胸怀天下、兼收并蓄中升华对国家的深切情感，在求同存异、互学互鉴中为国家乃至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奉献力量。

坚持自信自立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激起无数国人强烈共鸣。

新时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大大增强，自尊心、自豪感空前提升。

举办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一系列主场外交，敞开中国胸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新平台，提供中国机遇；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精彩成功，绽放中国活力……

一个亘古亘今、日新月异的大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既爱自己的国家也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做到自尊自信、理性平和。

长风破浪，笃行不怠。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与激荡。

10年前的春天，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在法国巴黎谈及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时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国际风云变幻，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展现大国担当。

从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到提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到决定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中国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崛起截然不同的新路。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追求开放包容的中国，构建遍布全球的“朋友圈”——

上海，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准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一个多月后，这个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将如约而至。

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举办进博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我们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对保护主义逆流，习近平主席以“海”作喻，高举经济全球化旗帜：“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

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不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面向广阔的大海，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法国访问期间，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多本中国翻译的法国小说，马克龙总统为习近平主席准备了一本1856年出版的雨果著作回赠。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习近平主席道出以书会友的文明底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袒露心声：“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秉持开放与包容，中国坚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坚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建交国增至183个，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倡导合作共赢的中国，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只要28亿多中非人民同心同向，就一定能在现代化道路上共创辉煌”。今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宣布开展十大伙伴行动，共逐现代化之梦。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指出：“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超越文明冲突、零和博弈等陈旧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积极倡导并坚定推动。

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今年前7个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403列，同比增长12%；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愿同各国一道，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共有的情感，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红旗猎猎飘扬，祖国山河壮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民政部、财政部要求各地民政、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一次性生活补助发放工作，加强协同配合，认真组织实施；严格审核发放范围，规范发放程序，做到资金专款专用，确保10月1日前将一次性生活补助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及时传递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

　　自2022年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交楼、保民生”的政策方向后，关于“保交楼”的各类支持举措不断推出。今年以来，政策支持力度“更上一层楼”，从“保交楼”到“保交房”，各地因城施策，金融机构做好相关服务，多方合力驰援房企，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

　　近期，《证券日报》记者实地探访河南省郑州市两个顺利交付的“保交房”项目。记者了解到，正是政策支持、政府统筹、金融发力等因素共同促成了项目的顺利交付，而交付也进一步鼓舞了当地对于楼市的信心。

　　事实上，作为保交房“一项目一策”处置模式在全国的首个试点城市，郑州“保交房”工作的推进是全国“保交房”工作的缩影，也对其他城市继续推进“保交房”具有一定程度的样本意义。

　　郑州多楼盘顺利交付

　　市场整体信心增强

　　走进被郑州市民誉为“高新区品质改善住房天花板”的金桥西棠小区，现代式景观园林、上千种绿植绿意盎然、互动式的水系与草坪映入眼帘，随处可见的休闲沙发及座椅上坐满了前来看房以及咨询的购房者，该楼盘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该楼盘曾是郑州市高新区“保交楼”重点项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金桥西棠项目原由当地两大房企金桥和永威联合开发，2021年底，先因股东之间纠纷被曝“永威退出”，随后又有超10亿元资金被股东挪用的消息传来，一时之间，金桥西棠项目陷入巨大争议中。

　　为做好“保交楼”工作，郑州市高新区成立了“永威西棠”专班组。针对业主担心的资金保障问题，2022年7月2日，该专班组表示，在多方协调下10.115亿元被股东挪用资金已追回，将由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委派国资公司监管项目资金使用，10.115亿元追回的资金、后续销售收入全部转入国资名下监管账户，用于保障后续项目建设，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金桥西棠项目于2024年7月15日正式交付。该项目销售中心工作人员透露，项目共规划房屋2500套左右，目前已售出近90%。

　　郑州某房产中介经理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金桥西棠项目风波事件代表着一类“保交房”项目存在的问题，也给市场起到了警示作用，即如何加强对预售资金的监管。

　　“目前，河南省已经实行预售资金专项监管。为确保预售资金安全，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定金、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均应纳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范围。”该房产中介经理进一步介绍，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原银行、郑州银行等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具备承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业务资格。

　　郑州市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确保专项资金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该行积极配合“保交房”工作安排，严格按照资金监管协议，做好资金监管和支付工作，保障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在多位业主以及从事房地产工作的人士看来，金桥西棠项目的顺利交付，为郑州“保交房”工作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借鉴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市场的整体信心。

　　今年9月份，郑州市民口中“最大的烂尾楼”中原区啟福城项目也终于实现交房。《证券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啟福城·慧苑小区门口人头攒动，水电、吊顶、装修、封阳台等各类商家及装修队聚集在此，招揽生意。小区内，一幅写着“盼星！盼月！终于等到您回家”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

　　“历经十年，终于交房了，心里的一块儿石头也落地了。感谢‘保交楼’政策，救活了啟福城，保障了我们购房者权益。”小区内一位业主表示。

　　金桥西棠项目、啟福城项目的交付只是郑州“保交楼”“保交房”工作的一个缩影。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表示，指导各地实行“一项目一方案一专班一银行一审计一法官”处置模式。该模式在郑州首先试点探索，将向全国推广。

　　金融支持房地产有力有效

　　“白名单”项目融资加速推进

　　“保交房”需要多方合力，其中，资金是关键一环。

　　自今年年初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正式建立后，一系列政策陆续推出，各地“白名单”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应贷尽贷”，为房企融资打开新渠道。

　　董建国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商业银行已经按照审批程序通过了‘白名单’项目5300多个，审批贷款金额近1.4万亿元，这些资金正在按照项目的工程进度陆续发放到位，有力支持了项目建设交付。”

　　“现在大家常说的‘保交房’其实并非曾经都烂尾过，而是当地政府梳理出一批‘白名单’项目，这些项目中的楼盘必须要保质保量完成按时交付、交房，我们称为‘保交房’，主要针对市场上那些让客户没有太多信心的楼盘。”郑州市一名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

　　《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原银行获悉，在郑州市保交房、安置房建设攻坚战中，中原银行郑州分行“真金白银”的助力从未间断。该行积极落实国家政策，迅速成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作专班，逐个对接项目，优化业务流程，全力推进郑州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今年以来对“白名单”项目批复贷款近56亿元，投放资金近29亿元。

　　从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房地产业务情况来看，其对房企的支持力度也在逐渐加大。《证券日报》记者梳理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半年报数据发现，其中有3家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占比（以集团公司类发放贷款和垫款为口径）较2023年末有所增长，1家保持不变。从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来看，上半年，6家银行的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较年初呈现“5降1平”局面。

　　在落实好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同时，商业银行把好了资产选择关。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武在该行中期业绩会上表示，工行着力构建分散多元均衡的房地产投融资结构，加大风险房企和项目的处置出清力度，提高拨备提取比例，房地产业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上半年，工行房地产业不良率较年初下降了2个基点。

　　一系列支持举措及稳中向好的数据带动了居民置业意愿。中指研究院近期发布的《2024年8月居民置业意愿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以来，政府加力推进“保交房”，强化地方融资协调机制落地，对合规“白名单”项目“应贷尽贷”，推动项目持续建设、竣工，促进居民交付风险预期持续下滑。8月份，居民购房观望情绪出现一定下滑，占比约为24%，较高位下降2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要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就是要建设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好房子’，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农业银行副行长刘洪在中期业绩会上透露了下阶段该行重点工作，一是全面助力做好“保交房”工作。强化与政府沟通对接，创新运用多种方式，做好相关项目融资和风险处置，跟踪探索存量房消化金融服务有效模式。二是提升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服务质效。持续跟进“白名单”项目，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量质并举做好贷款投放。三是持续做好“三大工程”融资。动态对接“平急两用”项目清单，推动保障性住房成熟项目审查审批，加快融资落地。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推动需要融资支持的项目应纳尽纳，有助于更多项目获得融资支持，为项目建设交付提供了重要保障。未来，项目融资“白名单”有望进一步深入推进落实，也将在“保交房”、稳定市场预期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AMC多措并举纾困房企

　　持续助力项目盘活

　　除商业银行外，在房地产项目风险化解、企业重组纾困、危机救助等方面，还有一类金融机构有着丰富的经验，发挥着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作用，那便是资产管理公司（AMC）。

　　“在郑州，有一些烂尾楼的开发商没有资金，公司宣布倒闭后，就会由AMC接手进行注资，通过代建的方式，继续将楼盘盖好。”前述某房产中介经理说。

　　当前，在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方面，AMC已取得诸多积极成果。《证券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郑州信达天樾九章、未来公元因原项目方现金流断裂导致停工，影响近1500户村民安置。2023年8月份，中国信达总部牵头，旗下河南分公司、信达投资、信达地产、信达资本协同参与项目纾困，以“保交付、保品质”为原则，协调解决业主、村民及供应商等多方诉求，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推动项目于当年8月中旬复工。

　　目前，未来公元一号院、二号院已成功交付，天樾九章预计今年年底交付。中国信达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上述两个项目中，中国信达通过纾困项目联动、新项目引入、多项目资源共享的协同纾困方式，实现多项目共同“破局、修复、造血”。期间，中国信达总部及各分子公司高效联动、综合施策，对项目进行股权、资金、管理、技术等多维度实质性重组，采用了资产端做加法、负债端做减法、权益端做调整、成本端做优化、品牌端做注入等“五步修复法”，推动问题项目活化。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则积极打造了“中信金融资产增量投入重组盘活+中信信托有效隔离+中信咨询、中信泰富地产、实业公司代管代建运营提升+存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配合政府监管资金”的中信特色产融协同纾困地产模式，兼顾地方政府、居民、银行、受困房企等各方诉求，为项目量身定制、开出了多方共赢的“综合药方”。

　　记者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获悉，近期，中国中信金融资产实施的融创董家渡纾困项目（外滩壹号院二期）二批次正式开盘，110套房源开盘当日售罄，实现成交额56.74亿元。这是继今年4月份首开清盘后，该项目二开二罄，总成交金额达到156亿元，标志着该项目纾困取得重大成效。

　　总体来看，各家AMC对房企的纾困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AMC接管+增量资金投入+代建”协作模式，即重组后再开发；二是AMC通过“债权+股权”工具箱，直接或联合其他银团提供增量资金，继续由房企操盘；三是AMC与地方国资合作成立地产纾困基金或平台等。

　　中国东方此前发布的《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2024》显示，综合外部专家学者、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中介机构四类受访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2024年经济运行呈现出积极因素增多，动能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改善，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基本特征。要抓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

　　在中国东方相关负责人看来，接下来，进一步发挥AMC更大的纾困救助作用，还需要相关专项政策，特别是资金成本等方面的专项政策支持。因为部分项目在销售去化困难的同时，存量债务风险仍在不断累积，环环相扣使得困境项目深陷泥潭，救助难度不断加大，需要以时间换空间，分步分批解决。

台农业部门说，根据统计数据，台湾农产品2024输往中国大陆5亿美元，其中34项蔬菜水果输陆约736万美元，倘若支付关税约107万美元，但中国大陆早已片面暂停台湾凤梨、芒果及莲雾出口，输销享零关税优惠项目少，且中国大陆实施进境食品注册制度，影响台湾业者输销中国大陆注册，实际上中国大陆早已片面采取非关税贸易障碍措施影响台湾农产品出口。

台农业部门提到，台湾农产品输往中国大陆，除面临面临运销成本高、通关时间长、大陆内地加值税仍偏高，以及仿冒台湾水果之盛行及低价水果等竞争，且时有面临贸易付款及品质等争议无法立即解决等外部成本。农业部持续落实各阶段产销措施，提升农产品外销竞争力，维持产地价格，积极开拓中国大陆以外高消费市场，符合外销市场检疫规定，包括2020年凤梨鲜果实输澳洲，2024年凤梨输新西兰，2024年红肉红龙果输日本等，逐步开拓农产外销市场。

台农业部门指出，台湾农产品2020年来外销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贸易额为38.94亿美元，2023年达到43.9亿美元，接下来将持续外销台湾优质农渔产品至高消费市场，提升台湾农渔产品的海外知名度，力抗关税壁垒，确保农民收益。

    “某某企业因涉嫌传销被罚”“某某企业存在售卖假货行为”，网络上的这些文章看似在揭露企业黑幕，实则是通过网暴手段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接受采访时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严惩网暴“按键伤企”有关犯罪，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网暴企业案件呈现四大特点

    张建忠表示，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制造、传播涉企谣言，以网暴企业牟取非法利益，严重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的网暴企业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是以“舆论监督”为名威胁企业、敲诈敛财。不法分子利用企业对舆情传播、声誉受损的畏惧心态，编造散布虚假的企业负面信息，讹取相关企业“封口费”。

    二是以“维权”之名、行“索财”之实。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造假式”维权、“碰瓷式”维权等手段，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或诈骗。

    三是团伙化、产业化作案趋势明显。不法分子成立专门公司，在多平台运营大量网站和自媒体等账号，媒体运营、信息发布、对接删帖“一条龙”作业。

    四是“网络水军”成为重要推手。借助舆情推手、“网络水军”推波助澜，涉企网络谣言负面影响呈几何倍增。

    企业遭遇网络暴力时，张建忠表示，企业要冷静处理，依法维权。一是做好证据保存固定。企业可以根据网络谣言的影响范围、证据收集难易等，将内容虚假程度高、性质情节相对恶劣、与维权关联度高的证据及时保存固定。

    二是申请网络平台处理。企业可以及时向网络平台投诉举报，通知其对相关虚假、侵权信息采取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防止不实言论持续扩散发酵。

    三是运用法律手段维权。企业可以依法向行政执法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由执法司法机关依法打击惩治。

    依法严惩“按键伤企”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利用网络暴力侵犯企业合法权益。据张建忠介绍，一是加强统筹部署。今年初，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其中，对维护网络营商环境，依法打击利用网络谣言、网络舆论非法敛财、损害企业商誉相关犯罪提出明确要求。

    二是依法惩治网暴伤企犯罪。各地检察机关依法追诉了一批利用网络传播涉企虚假信息、蓄意造谣抹黑企业、以“舆论监督”名义损害企业商誉，实施敲诈勒索等犯罪案件，对企图通过网暴企业非法获利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

    三是推进统一执法司法标准。2023年9月，“两高一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强化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

    四是强化行刑衔接凝聚治理合力。各地检察机关对发现的网暴企业相关案件线索，及时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落实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避免不刑不罚、应罚未罚。

    五是惩防并举推进综合治理。部分检察机关立足司法办案，积极履行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职能，聚焦网暴企业犯罪链条涉及的重点领域、重点人员管理提出意见建议，协同推进源头治理。

    谈及下一步工作，张建忠表示，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严惩网暴“按键伤企”有关犯罪，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依法严惩网暴企业相关犯罪。重点惩治通过网络制造、传播、利用虚假涉企信息对企业实施的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犯罪，以及为网暴企业等不法行为推波助澜的“网络水军”所涉犯罪。加快研究制定办案指导意见，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尺度，规范引导网络行为，为社会公众依法用网划清底线、红线。

    二是协同联动推动综合治理。加强与网信、工信、公安等部门合作，密切关注相关犯罪发展趋势，深挖背后产业链利益链，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与有关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推进综合治理。

    三是加强普法宣传。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深入揭示网暴企业的社会危害，传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营造更优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策部署，适应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根据宪法，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

一、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

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

三、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协调推进养老托育等相关工作。

四、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落实本办法进行补充和细化。

五、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再施行。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综合考虑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和五十八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二个月延迟一个月，逐步延迟至五十五周岁。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提高至二十年，每年提高六个月。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按照规定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三条 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第四条 国家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鼓励职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挂钩，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与个人实际缴费挂钩，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个人退休年龄、个人账户储存额等因素确定。

第五条 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

第六条 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国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国家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

第七条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

第八条 国家规范完善特殊工种等提前退休政策。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第九条 国家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力品药业是一家以自主研发和产业化为核心驱动力的创新生物医药企业。公司以高技术壁垒的创新制剂开发平台为基础，以提高药物有效性、安全性和成药性为目标，广泛发现并解决临床需求中的难点、重点问题，为患者提供安全优效的新药产品。公司秉承国际化发展战略，全力推动多个新药在国内外的研发与商业化进程，以实现成为中国领先、全球一流的创新制剂公司的企业愿景。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拥有超过20年全球药物研发和管理相关经验，富有创造力和全球视野，以国际化创新为研发理念，领导公司新药研发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公司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严格按照cGMP规范化要求培养了一支国际化、年轻化、专业化的技术团队。公司股东团队是包括红杉资本在内的头部投资机构，股东专业资源丰富，为公司运营发展保驾护航。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办法》的背景和意义。
答：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中央组织部在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办法》稿。2024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办法》稿。《办法》是一部专门就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作出规定的党内法规，对于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建设信念坚定、政治可靠、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不断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问：请介绍一下《办法》的总体考虑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制定《办法》主要有4个方面考虑：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二是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握组织处置工作定位，规定组织处置方式，界定组织处置适用情形，对党章关于党员标准、组织处置的规定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组织处置概念不明确，涉及党员领导干部、流动党员等相关规定不完备等问题，从法规层面加以完善，确立为制度规范。四是坚持立足教育、转化提高，坚持客观公正、慎重稳妥，区分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一时表现和一贯表现，明确组织处置政策界限。
《办法》共27条，主要包括4方面内容：一是对组织处置的总体要求、概念和方式、原则等作了规定；二是规定了限期改正、劝其退党和除名的适用情形，细化处置程序及后续事项；三是对可以不予处置的情形、合并处置等应把握的政策要求作出规定；四是规定了组织处置的工作责任、工作纪律等。

问：《办法》对组织处置的概念和方式作了明确规定，请介绍一下有哪些主要考虑？
答：组织处置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一些法规文件中都有体现，但一直未对概念作出完整的界定。2014年8月，中央组织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了不合格党员认定标准，规定了组织处置的程序步骤。2019年5月，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对党员监督和组织处置作出规定，规定了限期改正、除名处置的具体情形。《办法》认真总结组织处置工作实践经验，与有关党内法规搞好衔接，规定组织处置是指党组织根据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依据党员组织关系隶属或者干部管理权限，对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甚至丧失党员条件的党员，按照规定程序给予相应的处置措施，并明确组织处置方式为限期改正、劝其退党、除名。

问：请介绍一下组织处置与党纪处分的关系。
答：对违纪党员的党纪处分，由《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作出规定。《办法》依据党章，对那些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甚至丧失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置，规定了适用情形、处置方式和具体程序。鉴于组织处置与党纪处分各有侧重、各司其职，为厘清组织处置与党纪处分的区别，发挥组织处置与党纪处分各自的功能作用，《办法》明确规定，违犯党纪的党员受到党纪处分的，不因同一问题再进行组织处置。

问：请介绍一下组织处置的适用情形？
答：根据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以及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综合党员不合格表现的性质、情节等，充分考虑党员行为和基层实际，《办法》对限期改正、劝其退党和除名的15种情形包括兜底情形作了规定。（1）限期改正，主要包括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革命意志、党性意识淡薄；信仰宗教；工作消极懈怠，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织观念、纪律意识不强，不按照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足额交纳党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6个月以上、2年以内等方面。（2）劝其退党，主要包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以退党相要挟，经教育不改；限期改正期满后仍无转变等方面。（3）除名，主要包括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场动摇，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背弃党的初心使命，已经丧失党员条件；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者不交纳党费，或者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停止党籍，2年后确实无法取得联系；受到劝其退党处置、本人坚持不退等方面。
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区分主观客观，规定了可以不予处置的情形：因党员所在党组织不健全或者软弱涣散、组织生活不正常，党员无法正常参加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的，以及党员受客观条件制约，一时无法完成党组织所分配的工作，在短期内或者某项工作中不能发挥作用的，可以不予处置。

问：《办法》对组织处置的程序作了哪些规定？
答：《办法》明确规定，党员有限期改正、劝其退党和除名所列情形之一的，由党支部委员会研究提出启动组织处置的意见，并报基层党委事前备案后，按照调查核实、提出拟处置意见、预审、形成决议、审批和宣布等5个程序进行处置。同时，《办法》还对退党除名、自行脱党除名程序，以及对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流动党员的组织处置程序作了规定。

问：《办法》在组织处置申诉、纠正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答：《办法》注重对党员权利的保障，专门对申诉和纠正作了规定。《办法》明确规定，被处置党员对处置结果有不同意见的，按照有关规定提出申诉。党组织按照规定进行复议、复查，并给予负责的答复。对于需要纠正的处置决议，应当重新作出决定，由重新作出决定的党组织报其上级党组织审批后在一定范围内宣布；对于无正当理由反复申诉的，有关党组织应当书面通知本人不再受理申诉并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问：《办法》对组织处置的工作责任是怎么规定的？
答：《办法》对各级党组织在组织处置工作中的具体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地方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单位党组（党委）加强对组织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县级及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履行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的职责，加强政策指导、审核把关与督促落实，定期对组织处置工作进行抽查复核；基层党委履行直接领导责任，督促所属党支部按照规定开展组织处置并全程指导；党支部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好组织处置各个环节工作，确保处置结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问：请谈谈如何抓好《办法》的贯彻执行？
答：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各级党委（党组）要把组织处置不合格党员作为党员队伍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办法》，不断纯洁党的组织、健康党的肌体。要加强学习培训，把学习《办法》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将《办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通过专题学习、交流研讨等方式，使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准确领会《办法》精神，全面掌握《办法》内容，严格执行《办法》规定。中央组织部将适时通过业务培训、工作问答等方式，抓好《办法》的学习培训和政策解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坚持严的标准和实的措施，把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及时、严肃地开展起来。要把教育贯穿组织处置工作始终，坚持在转化提高上下功夫。要把握政策要求，严格履行程序，全面准确查核问题，客观公正作出处置决定。要搞好制度衔接，正确处理好组织处置同党纪处分的关系。要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办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完）

　　造车新势力的表现愈发亮眼。其中，理想L6已顺利进入增长期，6月、7月的销量连破两万辆并蝉联SUV月销季军，一定程度上扫去了MEGA失利所带来的阴霾。问界M9连续4个月入围SUV销量榜单前十，46.98万-56.98万元的售价更让其成为最能凸显中国汽车价值提升的产品之一。

　　7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销量首次超越传统燃油乘用车，但这一新格局在SUV市场早已上演。

　　上半年，国内销量前十SUV中，新能源车型占据五席，销量占比达59.03%。下半年首月，新能源的扩张脚步再提速，7月，新能源SUV包揽销量前十榜单中的前七名，7款产品的销量占前十总销量的76.57%，优势巨大。

　　新能源的突进与中国品牌的崛起可谓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在7月销量前十SUV中，中国品牌车型占据七席，销量占比达67.1%。入榜的7款中国品牌SUV中，新能源车型占据其六，比亚迪保持三车携手入榜的高光状态，广汽埃安Aion Y持续回暖，理想L6和问界M9两款新势力产品同样也参与到新格局的竞争中。

　　中国品牌的新能源矩阵全面发力，也让中国品牌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和价值底蕴。50万元级别的问界M9连续多月跻身SUV月销榜单前十，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L6虽为理想的入门车型，但25万元的售价仍大幅超越主流合资车型。

　　聚焦具体车型表现，上半年五夺月冠的特斯拉Model Y延续好状态，7月销售36299辆，领先第2名超过1万辆，优势依然巨大。但让特斯拉头疼的是，其整体销量增速却陷入停滞。二季度，特斯拉销量在美国下滑13%，在中国下滑17%，在欧洲下滑33%。同时，暗淡的Q2财报也不容忽视。二季度，特斯拉营收虽同比小涨2.3%，达255亿美元，但净利润却同比下滑42.8%，为14.94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目前正陷入大规模召回问题中。8月，特斯拉在中国发布了一起涉及超过168万辆汽车的大规模召回；上半年也曾发起过超过160万辆的单起召回；截至目前，其年内召回总量已超过331万辆。

　　比亚迪三车携手入榜已不是“新鲜事”。7月，比亚迪元PLUS、宋PLUS DM-i、宋Pro DMi分别售出25594辆、21025辆和18336辆，分列第2、第4、第5名。

　　榜单中表现愈发突出的，还有崛起的造车新势力。其中，理想L6已顺利进入增长期，其于5月首次冲进SUV销量前十榜单，6月、7月更是连破两万辆并蝉联SUV月销季军，劲头十足。

　　在L6的带动下，理想汽车7月的销量终于再次突破5万辆，一定程度上扫去了MEGA失利所带来的阴霾。但MEGA带来的投资回报压力，以及L6带来的理想汽车整体车价水平下探，是否会对公司的盈利表现带来影响，还需要持续关注。

　　另一款明星产品问界M9，已经连续4个月入围SUV销量前十。7月，问界M9销量达到17151辆，排名第6。销量喜人之外，问界M9还是最能凸显中国汽车价值提升的产品之一，其46.98万-56.98万元的售价区间，不止在前十榜单内独成一档，同时还比豪华品牌“走量”车型的价格高出一大截。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获得者，必须在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中业绩突出，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出重大贡献，并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董明珠作为格力电器的领航者，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精神，高度重视公司研发队伍的建设，并亲自深入研发一线，以身作则推动公司的技术创新。她率先提出“研发经费按需投入、不设上限”的理念，为公司的技术研发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在她的带领下，格力电器累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中国专利金奖3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3项，以及日内瓦发明金奖、摩洛哥特别金奖15项、纽伦堡发明展金奖10项等一系列国内外殊荣。

董明珠的领导力和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她对技术研发的重视上，更体现在她对格力电器整体发展战略的把控上。在她的带领下，格力电器从单一的空调企业发展成为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业制造集团，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用户超过6亿。正如董明珠所言，格力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一直坚守刀刃向内的精神，不断满足消费者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创新访谈”环节，董明珠作为特邀嘉宾，分享了自己在创新创业道路上的心得与体会。她强调，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人才则是创新的关键。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和推动。格力电器始终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资源，通过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让每一位怀有梦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得到成长与发展。2024年，格力电器招收了6190名大学生，更多有梦想的年轻人加入格力，实现了企业与人才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董明珠在访谈中进一步指出：“过去我们是跟随型企业，十八大之后我们加大了人才培养力度，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创新驱动型企业，拥有17000多名研发人员。我认为人才是自己修炼出来的，企业要做的是为人才提供发展的平台、时间和方向。尤其在智能化时代下，我们更需要综合型人才，在每个岗位上都能拥有独特的人才。”她的话语中透露出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和深刻洞察。

人才强，则国家强。坚持人才引擎驱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既是国家进步的根本所在，也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作为扎根珠海三十多年的企业，格力电器一直将人才引进和培养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本次双博会上，格力电器等50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参会揽才，总计面向博士博士后等高端人才提供就业岗位达461个，最高薪金水平达135万元。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格力电器对高端人才的渴求和重视，也为广大青年博士博士后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

双博会的成功举办和董明珠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喜讯，无疑为格力电器和珠海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未来，格力电器将继续秉承自主创新的精神，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力度，为推动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经济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青年博士博士后能够加入到格力电器等优秀企业的行列中来，共同书写中国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本文源自：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