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亚迪：17.0%
• 吉利：18.8%
• 上汽集团：35.3%

其他合作公司将被征收20.7%的关税。在提出个别审查请求后，特斯拉将被征收7.8%的关税。所有其他不合作的公司将被征收35.3%的关税。2024年7月4日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的临时关税将不予征收。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上述决定是在反对声中发布的。决定发布当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发表声明称，欧盟对自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倒退，对欧洲的繁荣、就业以及经济增长都带来负面影响。穆勒警告称，此举可能会加剧贸易冲突风险，并最终损害整个行业。

穆勒表示，贸易争端应通过对话来解决。她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提升德国作为生产和出口国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市场多元化，鼓励创新，以确保德国在全球舞台上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穆勒坦言，征收关税将直接导致消费者购买汽车的成本上升，并可能阻碍电动汽车的推广。她呼吁各方继续保持谈判的开放性，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对话，努力寻求消除额外关税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自当地时间10月4日欧盟通过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终裁草案以来，就遭到欧洲多国政府及多家本土汽车企业的强烈反对。当地时间10月4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盟的决定似乎是在限制自身的竞争力、增长和发展能力。

欧尔班认为，欧盟所采取的做法正在对世界贸易构成巨大的威胁，并将极大影响匈牙利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欧尔班说，匈牙利将保持“经济中立”，即在东西方的经济冲突中寻找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欧尔班还表示：“不仅匈牙利表示反对，德国也会反对。”当地时间10月21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参加一家动力电池回收工厂启动仪式时表示，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表现出色，并重申德国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他强调，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只会伤害到德国自身。朔尔茨还承诺，电动化是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目前全球都在发展电动汽车技术。德国政府将继续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保证稳定能源供应，推动欧盟加快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

此外，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雷诺兹当地时间10月14日在英国政府举行的国际投资峰会上表示，由于英国汽车行业尚未正式要求英国贸易救济局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英国不打算追随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此前，雷诺兹在7月份参加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时就曾表示，英国不会效仿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10月4日欧盟通过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终裁草案，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工商界一直高度关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在立案、初裁、终裁各个阶段均充分表达了意见，态度和立场是鲜明的。我们坚决反对欧方罔顾中欧电动汽车行业合作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坚决反对欧方无视相关事实与调查规则、拒绝纠正错误认定；坚决反对欧方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

贸促会表示，中国电动汽车行业企业一直以最大诚意配合欧方调查，并希望以价格承诺等方式，在世贸规则项下妥善解决中欧电动汽车经贸纠纷。中欧电动汽车行业深化合作，符合欧盟消费者利益，有助于全球电动汽车产业创新发展，也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来源：央视新闻、长安街知事

　　相关决定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日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反补贴税将于31日起正式实施。

　　被抽样的中国出口生产商将被征收以下反补贴税：

　　比亚迪：17.0%

　　吉利：18.8%

　　上汽集团：35.3%

　　其他合作公司将被征收20.7%的关税。在提出个别审查请求后，特斯拉将被征收7.8%的关税。所有其他不合作的公司将被征收35.3%的关税。

　　2024年7月4日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的临时关税将不予征收。

　　进一步看，中国平安、中国移动、贵州茅台、宁德时代等龙头公司业绩增长稳健，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基础化工等多个行业出现较明显的向好趋势。

　　超三成公司第三季度业绩环比增长

　　在已披露三季报的1622家A股公司中，共有1326家公司前三季度实现盈利，15家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超百亿元。其中，中国平安、中国移动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均超千亿元，分别为1192亿元、1109亿元。

　　中国移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915亿元，同比增长2%；实现归母净利润1109亿元，同比增长5.1%。单个季度看，公司第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07亿元，同比增长4.6%。

　　宁德时代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360.01亿元，同比增长15.59%。其中第三季度净利润131.36亿元，同比增长25.97%。公司在成本控制方面表现出色，前三季度营业成本同比减少19.15%，为盈利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

　　从增长情况来看，666家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93家公司增长幅度超100%。同时，还有86家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具体到公司，长盈精密、长川科技、志特新材、汇顶科技等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暂居前列。其中，长盈精密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5.94亿元，同比增长38159.1%；第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61亿元，同比增长20.65%。

　　在86家扭亏的公司中，温氏股份、立华股份、大北农三家农林牧渔行业公司扭亏的数额较大。其中，温氏股份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64.08亿元，与去年同期亏损45.3亿元相比，实现扭亏。公司9月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今年以来，公司饲料生产成本约下降 300元/吨至400 元/吨，将逐步体现在后续出栏肉猪养殖综合成本的“饲料成本”项目上。

　　与此同时，在已披露三季报的1622家A股公司中，超三成公司实现了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环比增长，电子、医药生物行业公司数量较多，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行业下半年的向好趋势。

　　电子、生物医药行业“优等生”涌现

　　从已披露三季报业绩情况的公司来看，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基础化工等行业公司表现良好，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数量分别为78家、73家、72家和63家。

　　受益于消费电子市场的复苏，电子行业景气度持续升温。在记者统计的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超10倍的11家公司中，有5家来自电子行业。

　　长川科技前三季度与第三季度的增长喜人。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57亿元，同比增长近269倍；第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43亿元，同比增长逾8倍。

　　长盈精密表示，下半年以来，消费电子行业的复苏和创新趋势受到折叠屏、AI等新技术应用的推动，终端产品进入销售旺季，随着各大厂商新产品加速探索落地，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支持，消费电子行业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尤其是PC和手机市场。

　　医药生物领域，截至10月26日，已有12家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超过10亿元。恒瑞医药、华润三九、片仔癀等龙头企业前三季度业绩表现亮眼。

　　恒瑞医药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01.89亿元，同比增长18.67%；实现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32.98%。公司持续践行科技创新和国际化发展战略，大幅度加码创新研发，前三季度研发费用达45.49亿元，同比增长22%。

　　华润三九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7.4亿元，同比增长6.08%；实现归母净利润29.6亿元，同比增长23.19%。第三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5.61亿元，同比增长6.85%。

　　从增长情况来看，目前有23家医药生物公司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超50%。其中，江苏吴中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0.45亿元，同比增长311.54%。

　　诺泰生物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5亿元，同比增长281.9%；第三季度实现1.23亿元，同比增长146.86%。公司在近日接待机构调研时称，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综合毛利率再创近年来新高。

1956年3月，在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储备不足、科技人才匮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导弹技术的战略决策。凭借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中国仅用十年时间就初步建成独立健全的导弹科研生产体系。在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组建导弹研制团队、建设导弹研制基地、建立科研协作体系和生产协作体系是四个环环相扣的重大问题。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举国体制在中国导弹工业解决上述四个重大问题时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分析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和当代价值。

一、创建导弹工业体现国家意志

1944年9月，德国将秘密研制的V-2火箭投入实战。虽然V-2火箭的命中率不高，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拦截的。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在消化吸收德国导弹技术的基础上研制自己的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用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还多次对中国发出核威胁。为维护国防安全并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为了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首先取得突破，党和国家决定优先发展导弹核武器。

1955年年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和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先后向刚回国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咨询中国能否研制弹道导弹，都得到肯定的答复。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委托钱学森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我国导弹工业的创建与发展规划蓝图。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检查与督促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聂荣臻任主任。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委下设立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简称“五局”)，统一领导导弹的研究与生产工作，由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聂荣臻还建议组建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由钱学森兼任院长。10月8日，聂荣臻在五院成立大会上提出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10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方针。为减少行政层级，提高工作效率，五局于1957年2月撤销并入五院，钱学森任合并后的五院院长。

举国体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由中央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个尖端科技领域或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发展导弹技术关系国家安全，体现国家意志，属于国家行为，这是采用举国体制创建中国导弹工业的必然性;导弹武器系统是现代最复杂的工程系统之一，要靠成千上万人的大力协同工作才能研制成功，任何一种重要原材料、基础元器件、关键设备的缺失都会成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中的瓶颈，因此必须构建完整的航天产品配套体系，这是采用举国体制创建中国导弹工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有效缓解薄弱的基础工业与国家发展导弹技术的战略需求之间的矛盾，这是采用举国体制创建中国导弹工业的可行性。

二、调集人才组建导弹研制团队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都急需建设人才。相比之下，导弹工业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尤为严峻。当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导弹技术的战略决策时，中国大陆见过的导弹屈指可数，而参与过研制导弹的只有钱学森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统筹兼顾组建研制团队成为创建中国导弹工业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在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协调下，中国导弹工业依靠举国体制，逐渐突破了人才短缺的“瓶颈”。组建中国导弹研制团队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从各行各业抽调相关专家。1956年4月18日，聂荣臻在提交给周恩来、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集中使用技术力量，抽调人员组建导弹研究院和电子科学研究院。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指出：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可以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周恩来还委托聂荣臻主持召开一次专项会议，研究如何落实这个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缺乏高级技术人员，所以抽调相关专家的工作一波三折。

1956年6月2日下午，聂荣臻邀集国务院、军队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抽调所需人才的问题。虽然与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对调集技术人员和干部组建导弹研究机构表示支持，但是对被调的具体人选和数量态度不一。陈赓代表哈军工表示全力支援，清华大学、铁道部和邮电部的代表态度比较谨慎，高等教育部、冶金部等部门的代表侧重强调自身困难。经过磋商，聂荣臻决定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主持成立一个专门小组，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负责磋商与平衡抽调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数量、具体人选以及培养后备技术人才的数量。会议确定筹建导弹研究机构所需的党政干部由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负责提供。1956年6月13日，聂荣臻向周恩来书面汇报了人才调集工作的进展。报告说：根据要求，目前亟需调集的高、中级专门人才共380人(内含导弹技术专门人才288人)，其中提名者206人。这样，“原要求既得到了适当的解决，同时又保证了学校的师资，也相应照顾了产业部门的要求，是比较合适的”。然而，抽调专家的工作直到7月下旬还没有很大进展。除了从哈军工调来4名教授外，其他专家均未落实。钱学森对此非常失望，认为不能再拖延下去了。7月28日，钟夫翔向聂荣臻呈递报告，反映钱学森的意见，并提出自己的建议。8月1日，聂荣臻审阅钟夫翔的报告后，将其转给周恩来、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8月2日，周恩来指示聂荣臻邀请钱学森到北戴河面谈，商量抽调人才的可行计划。1956年8月中旬，钱学森应邀前往北戴河开会。回到北京后，钱学森于9月11日同钟夫翔联名向聂荣臻呈递了关于调集专家的报告。报告指出：“科学院规划委员会曾为导弹研究机构提出199名技术干部名单，并拟请有关各单位调给，但到现在为止，除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来任新民、庄逢甘两人以及将要调来的梁守槃、朱正两人，及通信兵部决定调给9名以外，其余均未着手调动。为了满足工作最低要求，避免在与苏方谈判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因缺乏干部而产生被动忙乱的现象，经过再三考虑和征求中国专家意见，至少还须调来42名技术干部。”聂荣臻审阅钟夫翔和钱学森的报告后，随即与有关部门协商，落实专家调动问题。9月18日，聂荣臻就此事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请求批准抽调上述42名专家。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报告，并且直接给各单位打电话“要人”。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聂荣臻的反复协调下，大多数单位从国家的战略需要出发，忍痛割爱，抽调精兵强将支援导弹工业的创建。

1956年8至9月间，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冯世璋、梁思礼、乔石琼、蒋通、李一鸣、吴宝初、吴德雨、朱敬仁等专家相继调入五院。依靠这些专家，五院根据科研发展规划成立了十个研究室。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统筹协调下，有关部门从1956年到1962年一共调给五院157名有职称的科技人员和归国留学生。这157人缓解了五院高级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并成为中国导弹工业最宝贵的技术人才“种子”。

三、统筹资源建设导弹研制基地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

苏联答应帮助中国仿制4种导弹(地地导弹P-2、地空导弹C-75、岸舰导弹C-2、空空导弹K-5M)，并帮助中国建设导弹研制基地和试验靶场。为满足仿制苏联导弹的需要，国防部于11月16日决定以五院的机关为基础组建总院，以前五个研究室为基础组建一分院(导弹总体和弹体、发动机研究院)，以后五个研究室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为基础组建二分院(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院)。根据“10月15日协定”，苏联将帮助中国建设一分院(代号8102)、二分院(代号8109)、发动机与全弹试验站(代号8103)、空气动力研究所(代号8108)四项工程。1958年2月16日至3月4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京副代表加里宁率12名苏联专家与钱学森等13名中国专家在五院商定了四项工程的设计任务书。3月10日，彭德怀批准了设计任务书，合计工业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所需设备10万多台件，建设周期7年。按照任务分工，四项工程的初步设计由苏方负责，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由中方负责。民用建筑全部由中方设计，但工业建筑中重要的专用部分和四项工程的试验、生产、工艺设备等均由苏方负责设计和提出分交清单。在“大跃进”运动中，五院提出要力争在三年内完成基建任务，因此于1958年9月请求中共中央把四项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共中央批准了五院的报告，并通知有关地方和部门为五院建设“开绿灯”。为了完成繁重而又紧迫的设计任务，一机部第四和第十设计院、建工部北京建筑设计院、电力部华北电力设计院、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北京铁路局设计院、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等11个设计院被调集进行设计工作。苏方提供的初步设计所确定的任务、规模和工艺只能满足仿制P-2和C-75导弹的需要。考虑到今后自行研制的需要，中方在苏方的初步设计方案之外增加了许多科研设施。国家计委最后批准的四项工程总规模比初步设计时大很多，其中工业建筑总面积达85.2万平方米，民用建筑总面积达110万平方米，总投资为7.3亿多元，超过原规模一倍以上。随着施工图陆续出图，四项工程在1959年下半年相继开工。为解决五院基本建设中的困难，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各地方、各部门也给予大力支援。12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调南京军区一个步兵师、沈阳和广州军区各一个工兵团、兰州军区一个汽车团承担五院的工程建设任务，后来又增调铁道兵一个团参加施工。北京市抽调6千名技术工人参加施工。为加强对工程建设的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在12月24日决定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基建工程修建委员会，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任主任。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北京市、建工部、工程兵等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对五院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各种困难，诸如劳力及技术骨干的调遣，公路及铁路运输的落实，国拨和地方材料的筹划，施工机具及非标准设备的加工等问题，都及时做出处理决定，并指定有关地区和部门安排执行。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四项工程所需的材料、设备、器材等也通过多种措施得到解决。8102工程的非标准设备和专用器材量非常大，共用各种设备、仪器、仪表1.3万台件。李富春副总理签发通知，要求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抓紧安排好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的加工。为完成8108工程的设备生产任务，空气动力研究所在中央领导支持下专门派出工作组赴全国各地安排加工任务。上海承担了23号厂房1号、2号、3号、4号设备和24号厂房3号设备共34项加工任务。北京、太原、西安、沈阳、哈尔滨等地也承担了一定的设备加工任务。1960—1961年，四项工程建设达到高潮，施工队伍一度超过1.5万人。1960年，四项工程完成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完成建设投资近1.7亿元。1961年，五院又计划建设70多万平方米。因为经济困难，全国从1961年起大幅度压缩基建投资，四项工程却仍处于优先安排的地位。1962—1964年，五院相继增建了计算、材料、测量、强度、元器件等科研机构，增建或加速建设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热应力试验室、发动机水力试验室、控制模拟试验室、超声速风洞、跨声速风洞和高速高温电弧风洞等28个重点工程项目。1964年底，四项工程建设基本竣工。其中众多工艺技术新颖、结构复杂、精密度高、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工程都是全国科研、生产、设计、施工等单位通力协作的成果。

四、军民结合构建科研协作体系

为攻克以导弹和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聂荣臻主张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大力协同，互相支援，并把它们称为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在聂荣臻的大力推动下，五院与中科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有关高等院校，与化工部、冶金部等有关工业部门，建立了长期的科研合作关系。

聂荣臻亲自主持将中科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的专家按不同专业，分成十六个专业组，以五院提出的几百个研究课题及试验、测试设备为目标进行攻关。1961年年初，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把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全国“一盘棋”，扭成“一股绳”，统一安排，分工负责，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国防科技任务。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在开始仿制P-2导弹武器系统时，国产原材料只能满足大约1/3的需求，原材料短缺成为困扰仿制工作的头号难题。五院根据原材料“立足国内”的原则，一方面根据“10月15日协定”向苏联订购一部分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委托国内相关单位研制符合技术要求的原材料。1958年9月12日至10月30日，一分院委托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研制高温合金、多孔金属陶瓷、高温涂料、特种树脂、黏合剂、有机氟油等，并进行相应的工艺试验研究、性能测定。随着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从1959年6月起停止向中国提供仿制P-2导弹武器系统所需的特种原材料。7月2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建议金属材料由冶金部抓总，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抓总，统一筹划。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12月2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发出通知，要求“必须下定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个问题，千万不能耽搁了”。1960年年初，国防科委牵头在沈阳和哈尔滨分别召开了三委四部会议，提出了导弹及其他新技术所需的新材料试制任务。一分院先后与冶金部101厂、鞍钢、抚顺钢厂、大连钢厂、齐齐哈尔钢厂、东北轻合金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重庆钢厂、太原钢厂、上钢三厂、钢铁研究院等单位签订了试制155项金属材料的协议，与石油研究院、玻璃陶瓷研究院、化工研究院、橡胶研究院、水泥研究院、天津永明油漆厂、中国油漆厂、大连油漆厂、沈阳油漆厂、北京玻璃厂、上海耀华玻璃厂、上海中华油脂厂、上海化工厂、上海冶陶所、华东化工学院、济南塑料厂、沈阳橡胶四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咸阳绝缘材料厂等单位签订了试制87项非金属材料的协议。到1960年上半年，仿制P-2导弹武器系统所需的新材料绝大部分都按照技术要求试制成功。随着中国导弹工业进入自主研制阶段和原子弹研制进入攻关阶段，聂荣臻希望充分发挥中科院的研究力量优势，迅速突破与“两弹”相关的尖端技术。1961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召集二机部、五院和中科院开会，确定了中科院为导弹和原子弹研制工作服务的原则。5月21日，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分别主持成立中科院与二机部、中科院与五院两个协作小组，“以便充分发挥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力量，更加密切地为‘两弹’服务，真正做到科学院、二机部、五院三家拧成一条绳”。到11月，中科院配合五院的科研、试制任务已达95项，共计226个课题，涉及8个型号的导弹。力学所是中科院承担与五院协作研究任务最多的研究所，化学所、自动化所、上海有机所、上海冶陶所、大连化物所、长春应化所、长春光机所、沈阳金属所、兰州化物所等也承担了相关任务。这些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为后来的导弹研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五、全国动员建立生产协作体系

导弹生产几乎涉及现代工业所有的技术领域和生产部门，而中国导弹工业最初连试制工厂都没有。当时中国财力有限，不可能为生产导弹专门兴建大批工厂。鉴于飞机与导弹在生产技术上最为接近，航委决定先由航空工业系统承担导弹试制任务。P-2导弹武器系统仿制中的主要问题是生产问题。

为争取时间，P-2导弹武器系统的仿制工作以五院为主，有关工业部门参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组织仿制生产。弹体和总装由五院负责，发动机、控制系统、地面设备等由有关工业部门承担，五院作为设计方负责抓总。1958年1月25日至2月15日，五院的两个分院各组成一个中方代表团，陪同分成两组的苏联专家代表团到东北、华东、西北地区、北京参观航空工业及有关工业部门的工厂，为仿制P-2导弹武器系统挑选定点承制工厂。4月，在国务院安排下，五院和各有关工业部门商定将一机部四局(航空工业局)所属首都机械厂(211厂)划归五院作为导弹总装厂;发动机系统也由一机部四局承担;控制系统由一机部十局(电子工业局)承担;材料由冶金部和化工部、建工部等单位承担。1958年5月17日，五院发布P-2导弹武器系统任务分配表和各承制单位完成任务的时间表。当时，列入仿制任务分配表的有一机部的一级协作厂25家，冶金、化工、轻工、纺织、建材、铁道等部门的协作厂140余家。其中410厂承制发动机，111厂承制涡轮泵，782厂承制弹上控制仪器，115厂承制变流机、调速电动机，114厂承制舵机和发动机自动器，212厂承制陀螺仪表，718厂承制电器元件及插头，724厂、474厂、123厂承制火工品，247厂承制发射设备，547厂承制地面电源车，289厂承制瞄准设备，307厂承制加注设备，大连机车车辆厂、齐齐哈尔车辆厂承制铁路运输车辆。实际上，后来直接或间接参加仿制工作的单位多达1400余家。五院各设计单位先后抽调技术人员组成下厂工作组，带上图纸及有关技术资料、实物样品，同苏联专家一起到工厂协调解决仿制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仿制生产任务时限急、数量少、要求高，承制工厂非但没有利润，还要赔钱，并且要打乱已有的生产计划，临时“加塞”进去。国家计委、各工业部门顾全大局，伸出援手，向所属的有关工厂下达指令性的生产任务。1960年4月22日，为保证P-2导弹武器系统仿制工作的产品质量，整顿生产纪律，及时解决生产中的技术、材料、协作等问题，国防科委协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炮兵、五院组成三个联合工作组，分别负责对承担生产、协作及供应任务的各工厂进行检查。三个联合工作组在取得工厂所在地区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导与支持下，发现问题就地解决。这次检查工作自4月26日开始到5月中旬结束，为仿制计划的全面实现创造了先决条件。绝大多数承制工厂都能顾全大局，克服困难，大力协同。211厂刚划归五院时既缺少各种焊接设备，也缺少大吨位水压机、大型车床、精密机床等。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抚顺、哈尔滨、包头、武汉等地的相关工厂都尽最大能力向211厂提供各类设备，并承担了某些复杂和大型的零件生产任务。为生产大型钣金件，国防科委副主任陈赓亲自与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协调，说服武汉锅炉厂同意对大型水压机进行改装，最后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此后，211厂与武汉锅炉厂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定点协作，直到拥有自己的大型水压机。通过建立跨部门的生产协作体系，虽然初步解决了导弹的试制生产问题，但是这种相对分散的生产模式不仅给五院对导弹型号的技术抓总和技术协调带来很多困难，也给承担试制任务的工厂安排生产计划、保证生产进度和质量带来很多困难。为增强五院的试制生产能力，建立配套完善的导弹、火箭工业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4年11月23日决定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从第三、四、五机械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省、市，抽调若干工厂和事业单位，组成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

六、结语

举国体制在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下，中国导弹工业依靠举国体制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克服了诸多不利条件，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组建了善于攻关的研制团队，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研制基地，形成了配套齐全的科研生产协作体系。分析举国体制在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的作用及其机理，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其一，举国体制适合中国国情，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举国体制是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集中力量突破尖端科学技术的重要法宝。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的举国体制深有体会，曾总结道：“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个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其二，举国体制能打破利益壁垒，增强各类主体协同攻关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利益壁垒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国导弹工业初创时期，五院在抽调技术专家、研制新材料、生产零部件等问题上与一些单位发生过或多或少的矛盾。举国体制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国家利益为重，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协同创新。聂荣臻曾回忆说：“我们在组织全国大协作方面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那个时候，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各研究机构，只要分配他任务，就高兴得很，引以为荣，所以‘两弹’上用的一些东西，很快就研制出来了。”其三，举国体制在大科学时代能实现科技资源基于国家利益导向的优化配置。大科学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涉及面广，所需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解决。举国体制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大科学项目是科学技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如果缺乏强有力的集中指挥、技术抓总，很容易陷入无序、低效的状态。举国体制“坚持全国一盘棋”，能够优化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作用。举国体制在大科学时代的独特优势不会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而改变。其四，举国体制在新时代依然是中国航天工业克服基础工业技术短板的重要手段。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以航天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与基础工业之间的矛盾仍旧存在。航天系统所需的新型原材料和元器件因为技术要求高，往往需要供应商投入巨资研制，而航天企业所需要的产量又很少，这给供应商的运营成本和效率带来很大压力，从市场角度看是非常不经济的。当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技术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及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弥补手段。

　　广东证监局近日与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专题座谈会。广东证监局有关负责人要求，辖区上市公司要认真落实市值管理主体责任，积极提升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一是要及时向“关键少数”传达和解读央行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并购重组六条和市值管理指引等最新政策要求，明确责任义务、推动履职尽责，积极推进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各项工作。二是主要指数成份股公司、长期破净公司要认真谋划落实市值管理指引相关要求，率先研究制定市值管理制度和估值提升计划，积极争取创建最佳实践案例。三是要树立正确的市值管理理念，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基础，聚焦提高经营效率、盈利能力，积极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现金分红、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披露、股份回购等方式，持续提升公司投资价值，严禁以市值管理为名实施违法违规行为。

　　全文如下：

　　近日，广东证监局与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专题座谈会，听取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提振资本市场政策措施的落实建议。辖区主要指数成份股公司等上市公司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上市公司代表分别对近年通过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增持回购、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方式开展市值管理的实践经验进行介绍，对市值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广东证监局有关负责人要求，辖区上市公司要认真落实市值管理主体责任，积极提升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一是要及时向“关键少数”传达和解读央行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并购重组六条和市值管理指引等最新政策要求，明确责任义务、推动履职尽责，积极推进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各项工作。二是主要指数成份股公司、长期破净公司要认真谋划落实市值管理指引相关要求，率先研究制定市值管理制度和估值提升计划，积极争取创建最佳实践案例。三是要树立正确的市值管理理念，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基础，聚焦提高经营效率、盈利能力，积极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现金分红、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披露、股份回购等方式，持续提升公司投资价值，严禁以市值管理为名实施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罚单“刷屏”。

　　10月18日晚，证监会在官网一口气公布了19张罚单，涉及中信建投、海通证券、银河证券、光大证券、兴业证券、中航证券、中原证券、开源证券、东北证券等9家券商，以及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东方证券承销保荐2家公司。同时，16名对相关问题负有责任的从业者也被证监会采取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

　　除了披露罚单外，证监会还通报了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内部控制及廉洁从业专项检查情况。证监会表示，今年组织对部分证券公司投行内部控制及廉洁从业情况开展了现场检查，对11家公司视违规问题情节轻重分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并对43名直接责任人员及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分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证监会在通报中特别提及了开源证券和中原证券两家券商，并对违规问题多、情节严重的开源证券、中原证券采取暂停公司债券承销业务6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公司全面整改，切实吸取教训。

　　投行罚单“刷屏”

　　具体而言，中信建投方面，证监会指出其在部分项目中尽职调查不充分；未有效督促发行人做好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内核未充分关注项目风险；对外披露招股说明书实质修改后内控未再次审批等。

　　同时，刘乃生作为中信建投分管投行业务高管，对上述问题负有责任。因此，证监会决定对中信建投、刘乃生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此外，中信建投因存在质控未对部分风险及异常交易情况、项目底稿缺失或不全等情形充分关注，质控环节对财务数据异常及审批把关不严等，贾新作为时任质控部负责人，对上述问题负有责任，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银河证券因在部分项目中未勤勉尽责；未识别出个别项目非市场化发行；个别项目债券发行结果公告未披露银河证券认购债券情况；个别员工通过他人代领年终奖金逃避缴纳税款；薪酬递延支付执行不到位；质控、内核核查把关不严；对子公司廉洁从业管理不到位；部分项目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信息披露不到位等。证监会决定对银河证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韩志谦作为时任银河证券分管债券业务投行委副主任，对相关问题负有责任，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海通证券方面，证监会指出其在部分项目中履职尽责不到位；投行立项环节把关不严；质控、内核核查把关不严；投行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不完善，决定对海通证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姜诚君作为海通证券分管投行业务高管，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兴业证券因存在部分项目发行保荐报告未完整披露立项、质控、内核审查问题、薪酬考核制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光大证券因存在部分项目质控对项目风险、尽调底稿把关不严，内核意见跟踪落实不到位，部分项目发行保荐工作报告未完整披露内控关注问题，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中航证券因存在质控负责人同时参与项目承做、质控验收不到位、部分项目内核意见跟踪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陈静作为中航证券时任质控负责人，吴永平作为时任内核负责人，对上述问题负有责任，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东北证券因存在质控、内核意见跟踪落实不到位、部分项目质控底稿验收把关不严、未建立完善对外报送文件核查把关机制、个别项目持续督导未勤勉尽责等问题，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东北证券上述问题中，梁化军作为时任分管投行业务高管，王铁铭作为时任质控部门负责人，王爱宾作为时任内核负责人，对上述问题负有责任，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在保荐西藏国策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藏国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项目负责人魏忠伟、保荐代表人秦丹未经公司同意，从事违反公司与西藏国策签订的保荐协议的行为。申万宏源承销保荐、魏忠伟、秦丹均被证监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方面，证监会表示，因存在部分项目质控和内核人员交叉混同、部分项目质控现场核查、内核把关不到位、部分项目聘请第三方信息披露不规范等问题，决定对其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张瀚作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质控负责人，对相关问题负有责任，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开源证券、中原证券均被暂停债券承销业务6个月

　　开源证券方面，证监会指出存在三方面违规行为：一是在个别公司债券项目中未勤勉尽责，导致募集说明书中存在误导性陈述。二是在承销多项绿色债券时未审慎核查把关，造成债券发行人依托虚假、无收益或有明确资金来源且即将建成等项目违规融资、重复融资，约定用于绿色项目的资金被挪为他用。三是在多个投行项目中质控核查把关不严。

　　因此，证监会决定对开源证券在2024年10月17日至2025年4月16日期间，暂停债券承销业务。李刚作为总经理、杨彬作为时任分管债券业务公司高管，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中原证券因存在四方面违规行为：一是帮助债券发行人与投资者签订债券咨询服务协议，以给予票面利息补差费用的形式非市场化发债。二是在个别公司债券项目中，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核查不充分，未发现发行人存在融资租赁合同违约事项且被法院裁定为被执行人。三是在个别项目持续督导期间未勤勉尽责，未发现发行人财务造假事项。四是原质控部门负责人领取项目承揽奖同时参与质控相关工作，质控底稿验收把关不到位等。

　　证监会决定对中原证券在2024年10月17日至2025年4月16日期间，暂停债券承销业务。

　　此外，李昭欣作为中原证券总经理、花金钟作为时任分管投行业务高管，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证监会抓住公司高管等“关键少数”

　　证监会表示，为落实中央金融监管工作会议“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持续强化对证券公司投行业务监管，压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今年组织对部分证券公司投行内部控制及廉洁从业情况开展了现场检查。

　　“从检查情况看，通过近年来持续从严监管，大部分证券公司较为重视投行内控基础制度建设，由业务部门、质量控制、内核合规构成的‘三道防线’内控体系运行总体有效，项目执业质量水平有所提升。”证监会进一步指出，“但是个别证券公司仍存在投行内控把关不严等问题，一些项目尤其是债券承销项目尽调核查工作不到位，没有全面落实勤勉尽责的要求。”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证监会坚持“穿透式监管、全链条问责”和机构、人员“双罚”的原则，抓住公司高管等“关键少数”，根据问题的轻重，依法分类采取措施。

　　首先，对违规问题多、情节严重的开源证券、中原证券采取暂停公司债券承销业务6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公司全面整改，切实吸取教训。

　　其次，对11家公司视违规问题情节轻重分别采取监管谈话、责令改正、出具警示函等行政监管措施，要求针对性解决尽调、内控短板问题。

　　再次，证监会对43名直接责任人员及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分别采取监管谈话、责令改正、出具警示函等行政监管措施。人员涵盖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投行业务负责人、内核负责人、质控部门负责人、业务部门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并要求公司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追责。

　　证监会表示，本次现场检查在覆盖面、追责范围、处罚力度等方面较往年均有明显提升。下一步，将坚决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新“国九条”等资本市场“1+N”文件部署，督促所有行业机构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持续强化投行业务监管，及时评估监管效果并持续改进监管工作，推动保荐机构进一步提升执业质量，坚守廉洁从业底线，更好发挥证券公司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的功能作用。

　　广电计量公告，拟以2亿元至4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转换公司计划未来发行的可转债，回购价格不超过18元/股，回购股份数量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1%至3.81%。创世纪公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1亿元至2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9.09元/股。

　　德尔未来公告称，拟以3000万元至6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5.95元/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此外，华盛锂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沈锦良提议，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40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24.21元/股。

　　不少上市公司重要股东也频频出手，以“真金白银”增持自家公司股票。

　　为增强投资者信心，*ST金科实控人引入一致行动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以不超过1.5元/股的价格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金科股份股票不低于5000万股。为保证协议的履行，一致行动人已将7500万元的增持资金存入增持账户。

　　新五丰公告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农发投资于10月8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新五丰股份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农发投资计划自本次增持之日起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票，累计增持总金额1000万元至2000万元。

　　增持阵营之中也不乏大手笔。外高桥8日晚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未来9个月内拟以4亿元至8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股价持续高涨，部分上市公司调高了原回购方案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例如，山鹰国际8日晚公告，拟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1.69元/股调整为2.34元/股，将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3.5亿元且不超过7亿元(均含本数)调整为不低于6亿元且不超过12亿元(均含本数)，将回购资金来源由公司自有资金调整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方大炭素也公告称，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股份方案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保障回购股份方案顺利实施，有效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拟将回购价格上限由4.33元/股调整为6.33元/股。

根据周三公告，国泰君安将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海通证券，分别向海通证券股东发行国泰君安的A股和H股股票，海通证券与国泰君安股票的换股比例为1：0.62，拟发行股票将分别在上交所和港交所上市流通，海通证券的A股和H股股票相应予以注销，海通证券将终止上市。交割日后，国泰君安将办理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等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海通证券将注销法人资格。

国泰君安拟同时向控股股东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配套募资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控股股东以每股净资产定向增持国泰君安股份，高于停牌前股价，并承诺5年内不减持。

吸收合并方案公布的同时，经向交易所申请，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各自的A股、H股均将于10月10日周四开市起复牌。这一复牌时间较此前A股公告的预计停牌时间提前了8个交易日。此前公告称，从9月6日起，计划停牌25个交易日，即将于10月22日复牌。

吸收合并方案公布和周四复牌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券商板块有望迎来一波上涨。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停牌期间错过了9月24日启动的“券商牛”行情，两家龙头券商的补涨值得期待。自9月24日至10月9日七个交易日内，截至收盘，东方财富累计涨幅达132.06%，天风证券累涨94.51%，国海证券累涨72.67%，中信证券和招商证券涨幅超过50%。

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机构人士评论称，“在这波券商板块行情中，唯一被落下的就是停牌的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此番复牌，大概率会迎来估值修复，并带动整个券商板块的表现。”该媒体还提到，接近两家券商的消息人士称：“公司内部的反馈是，合并持续加速，速度超预期，进度超级顺利。据说不少部门领导都相互见面了，讨论后面的一些工作，没有太大阻力。”

财通证券非银首席许盈盈称，在市场成交额快速放量及权益市场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券商经纪和自营业务将释放较大的业绩弹性，带动券商业绩增速大幅改善。当前节点券商股估值与业绩共振向上，继续看好资源优化整合及风控指标优化下ROE改善的头部券商。

合并后公司资产、客户规模、证券与期货经纪等业务位居行业第一 网点覆盖17个国家地区

国泰君安合并海通证券是新“国九条”实施以来头部券商合并重组的首单，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史上规模最大的A+H双边市场吸收合并、上市券商A+H最大的整合案例，目的是强强联合打造一流投行。

从公开数据看，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后的公司在资产、客户和多种业务方面均居行业榜首。截至今年6月末，两家公司合并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1.6195万亿元、3311亿元，均列行业第一。

合并后公司的零售、机构和企业客户规模全面领先。按照2023年年报披露数据，两家公司零售客户数合计达3593万户、席位租赁净收入达16亿元、A股IPO保荐承销数量达44家，均位居行业首位。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网点达343家，跃居行业第一，网点布局更趋优化。

各业务中，财富管理业务方面，合并后公司的证券经纪、期货经纪与两融业务均跃居行业第一，将打造卓越的资产配置能力，驱动AUM持续稳定增长；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科创板优势显著，IPO承销规模及家数跃居行业第一，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更强产业服务能力；机构与交易业务方面，公募分仓收入与托管外包规模跃居行业第一；投资管理业务方面，牌照资源与产品特色优势互补，公募、券商资管与私募股权管理规模将达3.4万亿元。

合并后公司的数字科技领先优势将进一步夯实。两家公司零售客户APP合计月活数稳居行业第一，机构客户APP覆盖全方位场景，有望基于前沿数智应用，更好提升客户服务体验、优化业务模式，引领行业数字科技发展。

合并后公司将全面提高跨境金融及全球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网点覆盖1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上海、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纽约、伦敦、东京、孟买等全球主要资本市场，覆盖包括北美、欧洲在内的发达市场，以及包括亚洲、拉美在内的新兴市场。

合并后公司将整合贯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全球零售、企业、机构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服务，更好代表中国金融行业在世界金融舞台参与全球竞争和资源配置，成为满足客户跨境金融及全球资产配置需求的国际一流投资银行。

头部上市券商并购示范 推动券业并购加速

证券时报指出，近两年约20家券商发生股权变更，有明显加速迹象。今年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围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任务目标，通过行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机构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备、行业机构治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形成优质头部机构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为证券行业送来了政策暖风，拉升了券商并购与整合的预期。

证券日报提到，对于国泰君安吸收合并海通证券，长江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吴一凡表示：“当前政策自上而下推动券商并购重组，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国金证券指出，两家均为上市券商，行业示范效应显著。目前正在推进中各组券商并购事件主要涉及上市券商和非上市券商之间，且均为中小券商，推进相对容易。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的合并在头部券商、上市券商并购两个维度实现突破，相比之下合并难度更大，在涉及A/H估值差异、换股比例等安排上有望为行业做出示范，并加速推动行业并购进程，特别是其他头部上市券商之间的合并。

全文如下：

证券代码：603529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2 转债代码：113666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被留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剑先生家属的通知，其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收到由承德市监察 委员会签发的张剑先生被留置、立案调查的通知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相关机关的通知，也未被要求协助调查。 公司拥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规范的治理体系，公司将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规范运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董事会运作正常，生产经营管理情况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知悉上述事项的进展及结论，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示相关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29日发布的倡议，各商业银行将于10月31日前统一对存量房贷利率实施批量调整，已经取消下限的城市，存量房贷利率降为不低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30个基点。来看看你的房贷利率有何变化——

　　首套、二套及以上均调整 北上深各有安排

　　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利率自律机制明确提出，各商业银行调整的存量房贷包括首套、二套及以上，利率调降至不低于LPR减30个基点，且不低于所在城市目前执行的新发放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如有)。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截至7月末，全部存量房贷加权平均利率约为4.06%。根据目前5年期以上LPR估算，调整后平均利率较4.06%下降约0.5个百分点。

　　不过，这只是一个估算的平均数。因为每个借款人的房贷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发放的，降幅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的借款人，调降幅度将受制于当地新发放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得知二套房贷利率将再次调整，家住上海市长宁区的陶女士颇为关注。上一轮存量房贷调整时，受制于上海二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要求，她的贷款利率调降至5.25%。

　　“根据上海的规定，此次批量调整后，我每个月可以少还900多元，30年少还30万多元。”陶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不仅如此，等到明年2月初重定价日，如果在明年2月前5年期以上LPR进一步下降，她还能享受当时降息带来的利好。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的新发放首套房贷利率下限均低于LPR减30个基点，所以此次这三地的首套存量房贷利率也和全国调整幅度一样；但三地二套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各不相同，例如北京五环以内的二套存量房贷利率调整为LPR减5个基点，五环以外是LPR减25个基点；深圳二套房存量房贷利率调整为LPR减5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此前介绍，该政策将惠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利息支出总额为1500亿元左右。

　　银行主动批量调整 为借款人提供便利

　　利率自律机制提出，包括四大行在内的主要商业银行原则上将不晚于10月12日发布操作细则，及时回应客户关切。

　　记者从利率自律机制了解到，各商业银行将尽快完成合同文本变更、系统改造等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相关工作，鼓励银行提供线上渠道“一键式操作”办理，为借款人提供便利。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绝大多数借款人可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完成“一键式操作”，无需到商业银行网点办理，具体请及时关注承贷商业银行官方平台发布的有关信息。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发布公告称，坚决落实有关要求，依法有序推进降低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工作。在时间安排上，四大行拟于10月12日发布具体操作细则，在10月31日之前统一对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实施批量调整。

　　记者从工商银行相关部门了解到，工行将明确调整范围、调整规则、调整方式、时间安排、服务渠道等，并将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网点等渠道发布实施细则及相关事宜。

　　记者了解到，此前采取固定利率的存量房贷借款人此次也有了新的选择机会，可以与银行协商，由银行发放浮动利率贷款置换存量固定利率贷款。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批量调整完成后，尽管存量房贷利率下降将减少银行利息收入约1500亿元，但新老房贷利差收窄后，提前还贷会明显减少，有利于银行稳定贷款规模，提高贷款质量。

　　完善房贷利率定价机制 约定重定价周期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有关事宜。

　　公告明确，自2024年11月1日起，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与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偏离达到一定幅度时，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此次可能是银行最后一次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今后存量房贷利率将由银行、客户双方基于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进行动态调整。

　　此次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规定，并为银行后续推出相关细则铺平道路。中国人民银行还将在官网按季度发布全国新发放房贷平均利率，供商业银行和借款人参考。

　　根据此前规定，个人住房贷款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为1年。此次，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自2024年11月1日起，合同约定为浮动利率的，满足一定条件的借款人可以与银行协商约定加点幅度和重定价周期。记者了解到，重定价周期可为按年、按半年、按季度等。

　　温彬表示，在利率下行阶段，重定价周期越短，借款人越早享受低利率；但在利率上行阶段，借款人也要越早承受高利率。借款人如想调整重定价周期，要慎重作出判断。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9日，7月以来已有1600多家A股公司披露高管离职或变更信息，涉及董监高总人数超过4000人。从行业分布来看，医药、光伏、电子、地产等行业板块的高管变动人数居多。

　　梳理1600余家公司的高管离职或变更公告，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方面，高管“扎堆”变动情况明显增多。如深康佳A日前披露，公司董事局近期收到多位高管的辞职报告，涉及董事局主席、总裁、财务总监及董事局秘书等高管职务的变更；另一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变动人数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多，“工作调动”成为高管变动人数增加的主因之一。

　　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委员付立春表示，A股公司出现高管变动潮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股权结构层面，若公司控股权变更，公司高管则会出现大范围调整；二是经营层面，如业绩出现大的波动，或业务布局发生大的调整，相关负责人就可能发生变化；三是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深入推进，一些上市公司高管会通过离职提前进行风险“隔离”。

　　因“涉事”引发辞职

　　尽管上市公司公告中披露的辞职原因大多简单且一致，但实际上，有不少高管存在因“涉事”而辞职的情况。

　　比如，9月17日晚，楚天科技公告，公司近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雷雨的通知，公安机关出具《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期限从9月14日起算。同时，公司于9月17日收到雷雨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离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雷雨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原定任期至2025年5月13日止。

　　“一般来说，涉事高管会快速辞职，以此隔离违规违纪可能对上市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位投行人士对记者说。

　　以医药行业为例，去年7月以来，已有30余位药企高管被查。

　　白云山7月23日公告称，公司董事长李楚源因个人原因辞职。8月30日，据南粤清风网消息，李楚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9月1日晚，白云山公告，公司董事会于8月30日收到公司董事张春波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张春波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及子公司的任何职务。据多家媒体报道，张春波也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扎堆”离职更应警惕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多家上市公司出现高层人员“扎堆”离职的情况，有的公司是短时间内多名高管先后离职，有的是同日出现多名高管集体离职。

　　9月10日，凤凰航运发布公告称，公司独立董事李秉祥、周清杰、郭建恒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事实上，凤凰航运今年以来的人事变动颇为频繁，至今已有10位高管辞职。

　　9月19日，记者致电凤凰航运董秘办，询问公司高管频繁辞职的原因。“目前行业比较低迷，做出业绩确实不太容易。”一位工作人员说，“仅从目前经营情况来看，公司不存在相关退市的情况。”

　　近年来，凤凰航运一直未能有效改变盈利欠佳的状况。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7亿元，同比增长2.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491.20万元，同比亏损扩大78.38%。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管变动潮中出现多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身影。

　　9月19日晚，中国巨石公告，公司董事长常张利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等职务，辞职后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中国中免公告，公司副董事长陈国强因退休原因递交辞职报告。中粮科工9月18日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及监事近日提交了书面辞任报告。9月6日晚，中国铁建发布高管变动公告，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总裁王立新因工作调动辞职。

　　一位接近国企高管圈层的人士告诉记者：“不少国企高管辞职的公开理由往往是涉及个人身体、工作压力等，但不便言明的原因可能是限薪、经营压力等。”

　　在付立春看来，上市公司董监高的密集离职可能与行业景气情况有关，也可能反映出该公司在战略方向、管理理念等方面存在潜在问题和风险。

　　如何应对高管变动影响

　　作为企业决策者和领导者，高管变动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或带来一定的挑战。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江璐表示，高管缺位或导致上市公司管理失序风险。对上市公司来说，在短时间内重新找到合适的高管人选存在较大的难度，既要考虑用人成本，又要考虑与公司的适配。尤其是在新公司法对高管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后，上市公司选任高管也会更加谨慎。

　　即便很快找到人选，也可能对上市公司的稳定发展带来挑战。江璐认为，新上任高管带来的全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将在新旧管理层之间有一个相互适应期，从而降低公司运转效率和发展战略的稳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公司管理层的变更，往往是由于公司业绩下滑、出现重大风险等原因。由此，公司高管的变更很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消极信号，或引发公司股价的波动。比如白云山董事长李楚源辞职次日，公司股价跌超3%。随后，公司董事张春波又因个人原因辞职，引发白云山股价又一次连续下跌。

　　对于上市公司如何尽可能消除高管变更所产生的“震动”，江璐建议：一是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构建公司上下一致遵循的价值体系；二是注重公司内部管理人才的日常储备，做好管理人才的发掘与培养工作。

　　当然，也有多家上市公司高管换血之后，公司经营业绩一改颓势，焕发生机。

　　2020年，美的集团以7.43亿元拿下合康新能控股权。三年后，陆剑锋由美的集团调至合康新能，担任公司董事长。同年10月，其开始担任公司总经理。同时，美的集团还调来陈自强、刘成思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报显示，合康新能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7.09亿元，同比增长136.65%；实现净利润1633.16万元，同比由负转正；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30亿元，较上年同期由负转正，经营质量明显改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市公司高管换届亦是一种优胜劣汰，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注入新鲜血液提供了机会。”江璐表示。

　　但是，由于高管掌握公司的大量商业信息，江璐认为，上市公司应提前完善与高管的相关协议，针对商业秘密、竞业限制等关乎上市公司切身利益的条款，进行明确约定并设置相应的违约责任，必要时可以设置高管离任审计制度，避免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发生。

　　中国企业联合会驻会副会长梁彦介绍，以500强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大企业，整体发展呈现六大特点。特点之一是支撑引领地位突出。他举例，202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为30%，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中国大企业创新100强、中国跨国公司100大名单中，分别有68家、76家和59家制造业企业入围。

　　梁彦说，第二大特点是营收规模稳中有增。2023年500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2.0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86%。此外，2023年500强企业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19万亿元，较上年下降5.77%，降幅收窄7.86个百分点，总体呈现经济效益降幅收窄的特点。

　　梁彦说，500强企业还呈现出创新驱动作用增强、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出海步伐更为稳健的特点。例如，500强企业2023年共计投入研发费用约1.2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2.51%；500强企业中，储能电池、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等行业2023年营收增长率均超10%，锅炉及动力设备制造、工业机械及设备制造、电力电气设备制造等行业净利润增长率均在50%以上；500强企业2023年拥有海外资产7.29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81%，拥有海外员工113.76万人，较上年增长14.26%。

　　梁彦还提到，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入围数量继续增长，达到374家，占比74.80%，较2023年增加12家。500强中，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和河北五个地区的入围企业数量居于前五位，安徽有14家企业入选。

　　自2022年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交楼、保民生”的政策方向后，关于“保交楼”的各类支持举措不断推出。今年以来，政策支持力度“更上一层楼”，从“保交楼”到“保交房”，各地因城施策，金融机构做好相关服务，多方合力驰援房企，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

　　近期，《证券日报》记者实地探访河南省郑州市两个顺利交付的“保交房”项目。记者了解到，正是政策支持、政府统筹、金融发力等因素共同促成了项目的顺利交付，而交付也进一步鼓舞了当地对于楼市的信心。

　　事实上，作为保交房“一项目一策”处置模式在全国的首个试点城市，郑州“保交房”工作的推进是全国“保交房”工作的缩影，也对其他城市继续推进“保交房”具有一定程度的样本意义。

　　郑州多楼盘顺利交付

　　市场整体信心增强

　　走进被郑州市民誉为“高新区品质改善住房天花板”的金桥西棠小区，现代式景观园林、上千种绿植绿意盎然、互动式的水系与草坪映入眼帘，随处可见的休闲沙发及座椅上坐满了前来看房以及咨询的购房者，该楼盘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该楼盘曾是郑州市高新区“保交楼”重点项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金桥西棠项目原由当地两大房企金桥和永威联合开发，2021年底，先因股东之间纠纷被曝“永威退出”，随后又有超10亿元资金被股东挪用的消息传来，一时之间，金桥西棠项目陷入巨大争议中。

　　为做好“保交楼”工作，郑州市高新区成立了“永威西棠”专班组。针对业主担心的资金保障问题，2022年7月2日，该专班组表示，在多方协调下10.115亿元被股东挪用资金已追回，将由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委派国资公司监管项目资金使用，10.115亿元追回的资金、后续销售收入全部转入国资名下监管账户，用于保障后续项目建设，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金桥西棠项目于2024年7月15日正式交付。该项目销售中心工作人员透露，项目共规划房屋2500套左右，目前已售出近90%。

　　郑州某房产中介经理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金桥西棠项目风波事件代表着一类“保交房”项目存在的问题，也给市场起到了警示作用，即如何加强对预售资金的监管。

　　“目前，河南省已经实行预售资金专项监管。为确保预售资金安全，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定金、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均应纳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范围。”该房产中介经理进一步介绍，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原银行、郑州银行等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具备承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业务资格。

　　郑州市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确保专项资金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该行积极配合“保交房”工作安排，严格按照资金监管协议，做好资金监管和支付工作，保障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在多位业主以及从事房地产工作的人士看来，金桥西棠项目的顺利交付，为郑州“保交房”工作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借鉴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市场的整体信心。

　　今年9月份，郑州市民口中“最大的烂尾楼”中原区啟福城项目也终于实现交房。《证券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啟福城·慧苑小区门口人头攒动，水电、吊顶、装修、封阳台等各类商家及装修队聚集在此，招揽生意。小区内，一幅写着“盼星！盼月！终于等到您回家”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

　　“历经十年，终于交房了，心里的一块儿石头也落地了。感谢‘保交楼’政策，救活了啟福城，保障了我们购房者权益。”小区内一位业主表示。

　　金桥西棠项目、啟福城项目的交付只是郑州“保交楼”“保交房”工作的一个缩影。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表示，指导各地实行“一项目一方案一专班一银行一审计一法官”处置模式。该模式在郑州首先试点探索，将向全国推广。

　　金融支持房地产有力有效

　　“白名单”项目融资加速推进

　　“保交房”需要多方合力，其中，资金是关键一环。

　　自今年年初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正式建立后，一系列政策陆续推出，各地“白名单”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应贷尽贷”，为房企融资打开新渠道。

　　董建国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商业银行已经按照审批程序通过了‘白名单’项目5300多个，审批贷款金额近1.4万亿元，这些资金正在按照项目的工程进度陆续发放到位，有力支持了项目建设交付。”

　　“现在大家常说的‘保交房’其实并非曾经都烂尾过，而是当地政府梳理出一批‘白名单’项目，这些项目中的楼盘必须要保质保量完成按时交付、交房，我们称为‘保交房’，主要针对市场上那些让客户没有太多信心的楼盘。”郑州市一名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

　　《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原银行获悉，在郑州市保交房、安置房建设攻坚战中，中原银行郑州分行“真金白银”的助力从未间断。该行积极落实国家政策，迅速成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作专班，逐个对接项目，优化业务流程，全力推进郑州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今年以来对“白名单”项目批复贷款近56亿元，投放资金近29亿元。

　　从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房地产业务情况来看，其对房企的支持力度也在逐渐加大。《证券日报》记者梳理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半年报数据发现，其中有3家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占比（以集团公司类发放贷款和垫款为口径）较2023年末有所增长，1家保持不变。从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来看，上半年，6家银行的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较年初呈现“5降1平”局面。

　　在落实好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同时，商业银行把好了资产选择关。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武在该行中期业绩会上表示，工行着力构建分散多元均衡的房地产投融资结构，加大风险房企和项目的处置出清力度，提高拨备提取比例，房地产业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上半年，工行房地产业不良率较年初下降了2个基点。

　　一系列支持举措及稳中向好的数据带动了居民置业意愿。中指研究院近期发布的《2024年8月居民置业意愿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以来，政府加力推进“保交房”，强化地方融资协调机制落地，对合规“白名单”项目“应贷尽贷”，推动项目持续建设、竣工，促进居民交付风险预期持续下滑。8月份，居民购房观望情绪出现一定下滑，占比约为24%，较高位下降2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要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就是要建设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好房子’，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农业银行副行长刘洪在中期业绩会上透露了下阶段该行重点工作，一是全面助力做好“保交房”工作。强化与政府沟通对接，创新运用多种方式，做好相关项目融资和风险处置，跟踪探索存量房消化金融服务有效模式。二是提升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服务质效。持续跟进“白名单”项目，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量质并举做好贷款投放。三是持续做好“三大工程”融资。动态对接“平急两用”项目清单，推动保障性住房成熟项目审查审批，加快融资落地。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推动需要融资支持的项目应纳尽纳，有助于更多项目获得融资支持，为项目建设交付提供了重要保障。未来，项目融资“白名单”有望进一步深入推进落实，也将在“保交房”、稳定市场预期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AMC多措并举纾困房企

　　持续助力项目盘活

　　除商业银行外，在房地产项目风险化解、企业重组纾困、危机救助等方面，还有一类金融机构有着丰富的经验，发挥着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作用，那便是资产管理公司（AMC）。

　　“在郑州，有一些烂尾楼的开发商没有资金，公司宣布倒闭后，就会由AMC接手进行注资，通过代建的方式，继续将楼盘盖好。”前述某房产中介经理说。

　　当前，在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方面，AMC已取得诸多积极成果。《证券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郑州信达天樾九章、未来公元因原项目方现金流断裂导致停工，影响近1500户村民安置。2023年8月份，中国信达总部牵头，旗下河南分公司、信达投资、信达地产、信达资本协同参与项目纾困，以“保交付、保品质”为原则，协调解决业主、村民及供应商等多方诉求，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推动项目于当年8月中旬复工。

　　目前，未来公元一号院、二号院已成功交付，天樾九章预计今年年底交付。中国信达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上述两个项目中，中国信达通过纾困项目联动、新项目引入、多项目资源共享的协同纾困方式，实现多项目共同“破局、修复、造血”。期间，中国信达总部及各分子公司高效联动、综合施策，对项目进行股权、资金、管理、技术等多维度实质性重组，采用了资产端做加法、负债端做减法、权益端做调整、成本端做优化、品牌端做注入等“五步修复法”，推动问题项目活化。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则积极打造了“中信金融资产增量投入重组盘活+中信信托有效隔离+中信咨询、中信泰富地产、实业公司代管代建运营提升+存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配合政府监管资金”的中信特色产融协同纾困地产模式，兼顾地方政府、居民、银行、受困房企等各方诉求，为项目量身定制、开出了多方共赢的“综合药方”。

　　记者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获悉，近期，中国中信金融资产实施的融创董家渡纾困项目（外滩壹号院二期）二批次正式开盘，110套房源开盘当日售罄，实现成交额56.74亿元。这是继今年4月份首开清盘后，该项目二开二罄，总成交金额达到156亿元，标志着该项目纾困取得重大成效。

　　总体来看，各家AMC对房企的纾困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AMC接管+增量资金投入+代建”协作模式，即重组后再开发；二是AMC通过“债权+股权”工具箱，直接或联合其他银团提供增量资金，继续由房企操盘；三是AMC与地方国资合作成立地产纾困基金或平台等。

　　中国东方此前发布的《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2024》显示，综合外部专家学者、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中介机构四类受访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2024年经济运行呈现出积极因素增多，动能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改善，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基本特征。要抓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

　　在中国东方相关负责人看来，接下来，进一步发挥AMC更大的纾困救助作用，还需要相关专项政策，特别是资金成本等方面的专项政策支持。因为部分项目在销售去化困难的同时，存量债务风险仍在不断累积，环环相扣使得困境项目深陷泥潭，救助难度不断加大，需要以时间换空间，分步分批解决。

台农业部门说，根据统计数据，台湾农产品2024输往中国大陆5亿美元，其中34项蔬菜水果输陆约736万美元，倘若支付关税约107万美元，但中国大陆早已片面暂停台湾凤梨、芒果及莲雾出口，输销享零关税优惠项目少，且中国大陆实施进境食品注册制度，影响台湾业者输销中国大陆注册，实际上中国大陆早已片面采取非关税贸易障碍措施影响台湾农产品出口。

台农业部门提到，台湾农产品输往中国大陆，除面临面临运销成本高、通关时间长、大陆内地加值税仍偏高，以及仿冒台湾水果之盛行及低价水果等竞争，且时有面临贸易付款及品质等争议无法立即解决等外部成本。农业部持续落实各阶段产销措施，提升农产品外销竞争力，维持产地价格，积极开拓中国大陆以外高消费市场，符合外销市场检疫规定，包括2020年凤梨鲜果实输澳洲，2024年凤梨输新西兰，2024年红肉红龙果输日本等，逐步开拓农产外销市场。

台农业部门指出，台湾农产品2020年来外销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贸易额为38.94亿美元，2023年达到43.9亿美元，接下来将持续外销台湾优质农渔产品至高消费市场，提升台湾农渔产品的海外知名度，力抗关税壁垒，确保农民收益。

　　从“遗失”到“失控”，庚星股份对于印章和证照资料的说法仅一周内就发生改变。

　　8月29日，庚星股份披露公告显示，公司8月内召开两次会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长变更为赵晨晨；根据规定，公司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公司原经营管理层有关人员应将公司印章、证照资料清点移交给现任经营管理层有关人员，由现任经营管理层有关人员按照规定重新确定印章、证照资料的保管部门和人员。

　　截至上述公告披露日，庚星股份有关人员称公司印章、证照资料已遗失，未能办理有关移交手续。

　　9月4日，庚星股份关注到有媒体报道称，公司原经营管理层有关人员仍将公司印章、证照资料存放于办公场所。同时，公司获悉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公司印章、证照资料从未遗失的相关声明。

　　据悉，庚星股份现任经营管理层有关人员至今未能正常进入原办公场地，为减少该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的不利影响，保证公司与相关各方及投资者交流渠道通畅，公司变更了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此外，上交所也对庚星股份发出监管工作函，就公司公章及证照资料明确监管要求。

　　根据最新披露公告，庚星股份表示：“公司已向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寻求帮助和支持，后续将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继续采用各种合法合规的方式追讨或补办公司相关印章、证照资料等。”

　　庚星股份印章、证照资料从“遗失”到“失控”背后，或与公司新旧管理层之间的“斗争”相关。

　　今年3月，庚星股份原控股股东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庚集团”)所持公司的7992.96万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登记，占公司总股本的34.71%；上述权益变动后，浙江海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歆能源”)持有公司股份55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10%；公司控股股东由中庚集团变更为海歆能源。

　　8月29日，庚星股份管理层发生较大人员变动。公告显示，庚星股份于8月28日召开董事会同意解聘汤永庐总经理职务、李秀新董事会秘书职务、梁明媚副总经理职务，同时聘任蒋彬彬为公司总经理并选举其为公司副董事长、汤峰峰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徐鹏为公司财务总监。

　　据界面新闻报道，董秘汤峰峰表示，8月28日下午，完成新管理层任命并发布公告后，我们拿着总经理蒋彬彬签字的交接清单到庚星股份办公室进行工作交接，发现有部分印章、证照资料找不到，彼时让工作人员致电原董事长梁衍锋，梁衍锋在电话中承认，“但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些印章、证照资料在他手里，只能公告‘遗失’”。其提供的视频显示，梁衍锋在电话中确实承认部分印章、证照资料是在他那里。

　　上述报道续称，庚星股份原总经理汤永庐反驳道，8月28日董事会结束后，新董事会成员带着10余人前往上海庚星能源办公室场地，在没有对原高管书面正式解除职务和员工面谈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各个部门并暴力围堵人力部、董办、财务部等多个部门，强行对各部门进行搜查。第一大股东还利用已经控制的新董事会掌控信披密钥，对外公告与事实不符的公章丢失情况。“我们全体在此声明：上市公司章证照安全完整存放于公司，从未丢失。”

　　针对庚星股份新旧管理层关于印章、证照资料说法不一的情况，以及该事件对公司正常运营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网财经将保持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