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拯救三星！”
眼下，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响彻韩国。
在网络上，大量网友留言，请政府出手，扭转三星乃至韩国经济的颓势。
今年上半年，受半导体行业低迷的影响，三星电子业绩崩盘，净利润相比一年前，暴跌了95%，创14年来最低水平。

过去曾是三星摇钱树的半导体业务，尤其存储芯片，如今成了公司最大的拖累。今年前三季，三星半导体业务已累计亏损12.69万亿韩元（约合688亿元人民币）。
巅峰时，三星一家独占了全球45%以上的内存市场。
凭借这一优势，三星在2017年，终结了英特尔长达25年之久的霸主地位，问鼎全球半导体第一，同时还干掉苹果，成为当年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然而，短短数年后，这家曾令很多企业闻风丧胆的韩国巨头，不但业绩暴跌，还一度面临罢工、减产等威胁。
很多韩国人纳闷，好好一家企业，为啥就变成了这个样。
尽管二十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三星也曾遭遇灭顶之灾，但这一次，风暴来得似乎更加猛烈些。
在网上，有韩国网友哀叹：
“我们将遭遇比25年前还要惨烈的危机，看着国家走向毁灭，我心如刀割。”
还有人吐槽政府不作为，“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算他们每天只是混日子，甚至上班时间喝酒、打高尔夫，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吧！”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三星半导体库存已超过1800亿人民币。
看着滚雪球一样，堆积如山的库存，不知当年牺牲一代人，也要搞半导体的韩国先烈们，作何感想？
1967年9月的一天，韩国青瓦台总统府。
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在这里，宴请了远道而来的半导体专家金钟基。饭后，朴正熙将他请到自己的书房，从抽屉里拿出一件小玩意，摆在了桌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硅谷闯荡了多年的金钟基当然知道，这是一颗晶体管。
朴正熙表示，晶体管看起来很小，但一手提包晶体管，比韩国出口满满一个粮仓的纺织品还值钱。
“我国也想发展电子工业，请金博士帮忙。”朴正熙用渴望的目光，看着这个未来的韩国半导体之父说道。
金钟基最终被打动，投身到韩国半导体事业中。
1975年，韩国政府正式公布了扶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六年计划。那一年，韩国历史上第一批自产的晶体管，在龟尾电子工业园区下线。
彼时的韩国，在朴正熙的带领下，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虽然建起了钢铁、汽车、造船等重工业，但仍旧依赖纺织等低端产业，人民生活困苦。
困境中的朴正熙意识到，要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发展高科技产业。
“只要把半导体搞好，韩国三千万人的温饱就不愁。”金钟基的到来，为朴正熙的梦想插上了翅膀。
然而，要发展半导体产业，离不开大财阀的支持。而彼时，包括三星在内，韩国几大财阀对半导体兴趣不大。
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韩国商界开始流行一个传闻：一手提箱芯片，能抵十船矿物！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三星。
作为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小儿子，从美国归来的李健熙，不断劝父亲搞半导体。哪怕遭父亲反对，也要自己创业：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
在儿子的影响下，目睹了两次石油危机，以及日美半导体产业崛起的李秉喆，态度开始转变，他决定亲自下场。
然而，面对日美霸权，父子两人都低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性。
1984年，三星刚推出64K DRAM，内存价格就暴跌，从每片4美元，雪崩至30美分。而三星当时的成本为1.3美元。
这意味着，三星每生产一片，就要亏损1美元。到1986年，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光。
事实上，直到1987年，李秉喆去世那天，他也没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临终前，这个为三星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拉着儿子的手，殷殷叮嘱道：
“半导体更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你一定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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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李秉喆、李健熙父子，观看半导体工厂规划图
比亏损更可怕的，是技术上的代差。
由于起步晚，韩国在内存技术上与日本相差甚远。为了缩小差距，李健熙开出三倍工资，到日本疯狂挖人。
一时间，从东京飞往首尔的航班上，挤满了日本半导体工程师。
许多在美国硅谷工作的韩国人，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下，也纷纷回国。
一个叫陈大济的年轻人，谢绝IBM公司的再三挽留，义无反顾加入三星，理由是“真想赢日本一次”。
韩国政府也给予了三星大量的资金扶持，被寄予厚望的韩国半导体之父金钟基，则在多家大财阀担任经营顾问，并为韩国培养了大量半导体人才。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三星的技术突飞猛进。
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关键技术落后日本4年。到256K时，相差2年；1M时，还落后1年。
多年的苦心追赶，最终迎来质变。

1992年，三星抢在日本人之前，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羽翼渐丰的韩国人，随后对日本发动了生死战。
1996年，全球DRAM经历了PC时代的短期繁荣后，突然暴跌。紧接着，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行业不景气，东芝、富士通等日本厂商，纷纷选择收缩或停产，但彼时负债已高达180亿美元，连能否活下去都成问题的三星，却一口气新建了4个晶圆厂。
杀红了眼的李健熙，疯狂喊道：“不惜生命、财产，也要孤注一掷！”
面对韩国厂商的挤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国内DRAM业务，组建国家队——尔必达。即便如此，也未能挽回败局。
十年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人如法炮制，在行业雪崩之际，押上全部身价扩产，故意扩大行业亏损！
日本尔必达，苦撑多年之后，于2012年被美光收购。
尔必达破产当晚，位于首尔京畿道的三星总部，灯火彻夜通明。至此，韩国人打败日本，成了存储行业新的霸主。
半导体，只是韩国奇迹的一部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经过数十年发展，在钢铁、汽车、造船等重工业领域跻身世界前列，史称汉江奇迹。
这个奇迹，源于韩国老一辈人的制造业强国梦。

1961年，朴正熙通过一场政变，登上韩国总统宝座。彼时的韩国，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人均GDP不及朝鲜1/3，数百万人挣扎在生死线上。
为了摆脱贫困，这个被后世称为“独裁者”的政治强人，以铁血手腕，制定五年计划，带领韩国人大举进军制造业。
然而，一个传统农业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其难度堪称地狱级。
人类历史上，那些成功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无不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历史，几代人为之奋斗并牺牲了眼前利益。
韩国也不例外。

最困难时，进入韩国大城市的失业农民，挤满了贫民窟。很多韩国工人，暴露在污染的环境下，一周平均工作54个小时。
为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政府切断进口，老百姓只允许购买低劣的国货。
对朴正熙而言，宁可牺牲一代人，也要换取韩国后世数代人的幸福。1964年，到访德国的他，对着远在异国他乡的韩国劳工们，立下一个悲壮之誓：
“即使我们自己无法看到，我们也要为子孙后代打下繁荣的根基！”
那是韩国历史上，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在汉江两岸，大批工厂拔地而起，工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建设中。

最能代表韩国人这种干劲的，是造船业。
1971年的韩国，一没有造船厂，二没有相关人才。就在如此情况下，韩国人却大胆进军造船业。
在朴正熙的推动下，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从希腊船王那里，争取到两艘26万吨级油轮的订单。
因为缺乏造船经验，韩国人一边建船厂，一边派大量人员去日本、挪威学习造船技术。
两年后，船厂还没完工，订单已经交付！
韩国制造业，正是在这种疯狂的进击中，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在钢铁、汽车、造船、半导体等领域，高歌猛进。
到2005年，韩国人均GDP突破1.4万美元，成为继日本、新加坡之后，亚洲第三个发达国家。
然而，在东亚这个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韩国人的优势并不牢固。
最近20年，随着中国的崛起，韩国在很多领域，不断失去优势。先是钢铁行业，被中国碾压。
紧接着，面板、汽车等产业，被中国企业迎头赶上。连一向被韩国人引以为傲的造船业，也在近年来，被中国后来居上。
相比钢铁、汽车、造船等，韩国人更在意的，是半导体产业。
毕竟，三星是韩国最大的财团，其营收占韩国GDP的1/4。可以说，三星一家企业，左右了韩国经济。
在三星所有业务当中，半导体曾是最赚钱的。
可想而知，今年以来，当三星半导体陷入亏损的泥沼中，韩国人是何感受？
对韩国这种规模的国家来讲，最大的悲剧之一在于，很多时候，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崛起，离不开美国人为了打击日本，对它的扶持。然而，当美国需要应对新的竞争对手时，它又成了被牺牲的对象。
韩国半导体眼下的困境，固然受行业大环境的影响，但一个更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对中国出口的萎缩。
事实上，在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限芯联盟后不到4个月，三星半导体的库存激增40%。
有外媒直截了当给出了三星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中国不买了。

在韩国，很多人在网上对政府追随美国的做法，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有人痛心疾首道：
“我们韩国还有救吗？”
自1961年开始，韩国人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和艰苦奋斗，才换来今天的成就。然而，很多时候建起一个产业需要数十年，而毁掉它，可能只在旦夕之间。
[1] 《30多年前，日本是如何输掉芯片战争的？》，磨铁的世界

　　九年沉淀，百亿身价，身居高位却毅然辞职，27次创业失败但雄心壮志不减，站在电商风口，松鼠老爹章燎原正在上演反转人生。

　　1995年，章燎原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痞性十足，27次创业失败。最后进入詹氏，九年时间从销售员做到詹氏总监，他拥有创业人的敏锐直觉。

　　不同于保守的詹氏，他认为电商能够建立全国性的坚果品牌，虽遭到内部反对。但是他知道风口已来到，随后果断辞职，投入创业。

　　2012年，他拉着4个人建立“草台班子”，倾尽100万身家准备大干一场。出于对章燎原项目的信任，创业第二天三只松鼠就获得IDG出资的150万美元。

　　那一年的双11，是这个“草台班子”打的第一战，当日订单就达10万，但遇到生产环节缺货，若不供应，必然丧失流量，创业团队迎来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9天时间，200多人的奋战，才将危机化解。

　　尽管创业艰险，所幸回报不浅。2017年，三只松鼠天猫累计销售量突破100亿。

　　在三只松鼠业绩猛涨之际，章燎原开始意识到企业文化认同感。为此，他卸任CEO，担任起三只松鼠的洗脑师兼创始人，还创立了松鼠洗脑院。对制度，产品，员工作出严格要求，如此疯狂，圈内人称之为章三疯。

　　如今的章燎原，正在将三只松鼠打造成多元业态的公司，在持续孵化新品牌同时，聚焦更多细分领域。他表示，休闲食品行业存在千亿规模的机会，而三只松鼠未来要做的就是中国食品界的宝洁。

　　1999年，邹其芳在北京国际大厦开了第一家口腔诊所，这里距天安门广场仅3公里，北面便是使馆区，地理位置极佳，可开业当天竟无一人光顾。

　　门庭冷落的日子持续了6个月，直至波兰大使馆打来电话，一位官员第二天早上9点多要参加外事活动，可是门牙掉了一块，急需补上。于是第二天早上7点，医生给官员做了紧急处理，未耽误其工作。

　　此后诊所便开始受到波兰大使馆的青睐，后又成为美国等外国驻华机构的指定口腔诊所。定位为高端口腔医疗服务品牌的瑞尔齿科，终于找到了第一批精准的目标消费者。

　　如今，瑞尔齿科已发展为瑞尔集团，2012年，旗下设立中端口腔医疗服务品牌瑞泰口腔。

　　截至2021年，集团共获5轮融资，22年3月22日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香港资本市场口腔第一股。

　　然而，与开盘时80亿港元的市值相比，如今瑞尔集团的总市值仅剩38亿，其背后3年12亿多的巨额亏损令人无法忽视。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落差？原因在于居高不下的高成本。

　　对口腔医疗行业而言，最大的成本便是人力成本。据瑞尔2021/22年度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瑞尔超过50.1%的全职牙医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

　　在瑞尔工作超过五年、十年及十五年的牙医占比分别为31.4%、11.1%及5.1%。实现这一比率并不容易，口腔医疗行业易产生“个体户”思维，在公立医院或大机构积累足够多的顾客后，出来单干的比比皆是，因此行业分布也较为分散。

　　针对经验丰富的医生，瑞尔支付的高薪一方面在于医生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则在于挽留住医生的成本。

　　如今，瑞尔的新鲜血液主要通过校园招聘注入，校招生经验不足，需要企业从零开始培养，耗时较长。

　　但校招生也有优势，他们没有既往经验，不会产生思维定势，容易接受瑞尔的企业文化和服务基因，这是把“优质服务”作为生存之道的瑞尔十分注重的。

　　因此，重金聘用校招生，看似慢，却恰恰是一条捷径。但不可否认，牙医如此培养还是难以跟上行业的发展，对此瑞尔通过数字化来助力。

　　瑞尔是最早把病例搬到线上的企业，最早是单机版，到了2010年，升级为联机版。

　　邹其芳曾在采访中提到：1999年到2010年，瑞尔只开了10家诊所。但从2010年到2019年，瑞尔开了100家。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化系统的支持，否则很难实现规模化，以及质量、服务的标准化。

　　如今，瑞尔致力于通过“优秀病例数字化”和“专家会诊平台”来帮助医生成长，提升牙医的培养效率。

　　瑞尔的数字化变革也并非一帆风顺。

　　2017年，瑞尔斥巨资开发了智能化、移动端的运营管理平台，一年就需要投入2000万。当时公司很多项目还在亏损状态，很多管理层不理解，短期可能也看不出效果。

　　但邹其芳还是坚持去做，他也不过多解释，他想大家看到结果，自然也就接受了。

　　事实证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平台大大促进了数据流通和运营效率。可见搭建标准化系统平台，看似慢，实则加速了企业的成长。

　　从重金培养校招生，到搭建标准化系统平台，邹其芳好像一直在做很重、很慢的事情。但他也并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企业家，在2017年的发布会上，他曾提出要在2025年达成“千店计划”。

　　如今看来，由于疫情等种种原因，实现这一目标遥遥无期。但邹其芳仍不疾不徐，泥瓦匠出身的他认为只有把地基打好，才能开启正向循环的商业扩张部署。

　　其实相比于“千店计划”，瑞尔的软件系统更让人感兴趣。

　　邹其芳表示，结合供应链、医生培养的体系，瑞尔集团有机会打造一个很强的共享赋能服务平台。该平台除了服务瑞尔自身，“未来更大的演变在于成为一个开放平台，帮助很多中国小诊所连接很多牙科、口腔相关材料供应商。”

　　打造平台，打造生态，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事情了。

　　你说他慢，也许，慢就是快。

对企业最高奖励5000万元！“中国最牛风投”合肥又对集成电路产业出手了！

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相当晚，却仅用不到10年，就从行业边缘蹿升至一线梯队。在最新的中国大陆城市集成电路竞争力座次表中，合肥市稳居第6位，将成都、西安、南京、苏州等甩在身后。

合肥，凭什么又一次豪赌成功？

【01】

今年一季度，全国集成电路产量罕见下滑4.2%，而合肥1-4月的集成电路产值却保持59.5%的高速增长。

抗疫不停工，是合肥集成电路产业乃至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

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合肥就控制了疫情，全市无一区县封控，学校工厂没有出现停课停工。

而这个春天，合肥的长三角邻居都困在疫情里。上海足足停摆两个月，复工复产才刚提上日程；杭州，因零星新增确证病例，一些区域停工停课。

2022年5月12日，针对疫情防控，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表示，不管中高风险还是疫区人员，欢迎随时光明正大地来。他还批评道：“层层加码看似履职尽责，实则是懒政怠政。”

这一暖心“抗疫”政策，也让合肥上了热搜榜。

但网友点赞的“合肥模式”，其实只看到了表面。

针对区域内重点企业，合肥成立了保供小组，让这些企业能够维持正常经营。

在了解到长鑫存储、京东方、晶合集成等半导体企业供应链受阻、原材料短缺后，合肥开通了“大阪-仁川-合肥”联程货运航班，力保光刻胶、硅片等原材料的供应，还对上海口岸重点进口货物实行“先放后验”，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4月中旬，合肥显示器驱动芯片龙头企业晶合集成，本已面临“无米下锅”，在合肥的保供措施下最终成功“续命”。

无尘车间里，工人正在加紧生产，在经过一道道复杂精密的工序后，芯片持续下线。

半导体产业是合肥近年的核心产业。早在2016年，“大练芯片”的热潮尚未席卷全国，合肥市政府就着手联合兆易创新，谋划成立专攻高难度DRAM存储芯片的合肥长鑫。2019年9月，这粒种子结出果实——长鑫率先宣布量产国产DDR4内存芯片，在“卡脖子”反击战中，放出了响亮一枪。

联发科技、长鑫存储、晶合集成、通富微电子……合肥已经完成了集成电路从研发设计到晶圆制造，再到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全产业链布局，是全国少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之一，也是集成电路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一。

这样的核心产业，合肥不可能不力保，也不能不力保。因为合肥半导体的背后，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周边蚌埠、芜湖、铜陵、池州、滁州这些城市，都受益于合肥半导体崛起的拉动，一起构成了安徽“一核一弧”半导体产业空间分布格局。

2021年，合肥集成电路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从业人员超过2.5万人，产值超过400亿元。

但在9年前，合肥半导体企业只有20多家，产业链产值约20亿左右。产业链完整度，产业地位更不能同日而语。

9年里，合肥发生了什么？

【02】

2018年4月15日，国内半导体领域的顶流，纷纷奔赴合肥市政府，参加其举办的“国家集成电路重大专项走进安徽”。

他们中，包括中芯国际、紫光集团、通富微电子负责人、清华大学和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专家等。

在这场活动上，业内流传已久的合肥“506”项目，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由合肥市政府与存储芯片第一股兆易创新合作、总投资超2200亿元的合肥长鑫12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项目启动。

这是继京东方后，合肥的又一次大手笔投资。

但如果把这笔投资，简单理解成风口押注，那就小看了当地对于产业理解。从显示面板到芯片，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既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场关于配套升级的长远谋划。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合肥就依托轻工业基础，努力打造自己的白色家电产业，从仅仅依靠本土品牌荣事达和美菱，到吸引美的、格力、长虹等巨头入驻，最终在2011年家电产值超越青岛和顺德，成为全国白电之都。

但只扶持白电，似乎并不过瘾，也不能平衡风险。合肥政府显然希望能用更多的腿走路，调研、搜索、寻找下一个产业目标。

这个目标，在2004年被聚焦在了液晶显示屏上。

时任合肥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的王厚亮，在走访时得知，家电企业迫切需要大尺寸的TFT-LCD液晶显示屏。

本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合肥开始了与中国新型显示产业“一哥”京东方的招商谈判，希望能够引入其第6代TFT-LCD生产线。

2007年，合肥电视机产量虽然只有500万台。但长虹项目正在建设，海尔和荣事达也在扩产。京东方的6代面板线产品不愁没有销路，风险几乎都可以消化。

更重要的是，京东方可以打开合肥家电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一旦成型，聚集效应不可估量。

因此在京东方招商时，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撂下了一句狠话——“砸锅卖铁，也要干成这事。”

半导体是个周期长、资金密集的行业，京东方第六代线项目总投资需要175亿，而合肥当年的财政收入才160亿。因此京东方的第一选择并非合肥，而是财大气粗的深圳。

在拿下京东方项目后，除了银行授信的85亿租金，合肥市政府还要填补90亿的空缺——市政府甚至因此暂缓了地铁项目。

最终，合肥市政府采取了市场化机制解决融资难题。2008年11月8日，京东方向5名合肥“国资系”战略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在市政府“背书”下，项目吸引了不少投资者，最终募集到120亿元。这其中，合肥国资系只出资30亿元。也就是说，合肥市最后只花了30亿元，就撬动了这个175亿元的项目。

这最终成就日后的共赢。京东方的落户，解决了合肥当地家电企业每年500亿-700亿的显示屏采购问题，还带来了产业链上游的彩虹、住友化学、康宁、三利谱等100多家企业。

▲京东方合肥生产线内景来源：京东方

合肥招商京东方的案例，其实是一次典型的“政府主导配套式升级”。在完善现有产业链同时，逐步向高端爬升。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用市场眼光和市场机制对风险进行计算与化解。

遗憾的是，外界往往只注意到“看似不计后果的赌博”，却忽略了这当中的前瞻、筹算与市场化手段。

【03】

在解决了“面子”问题后，“里子”的问题凸显出来。作为合肥的支柱产业，家电、显示屏在寻求转型时，都面临一个问题——缺芯。

这成为了合肥提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的由来。自然，它同样符合“产业配套”的打法。

2013年，合肥邀请十几位半导体行业专家、学者反复讨论、验证后，制定出台了《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提出把合肥打造成“中国硅谷”。

这甚至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2014年）》，还要抢先一步。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地方冲破政策的案例并不鲜见，但以一地之力，先于国家进行高新产业规划，合肥政府的敏锐性却颇值得品味。

自此，大众眼中一路开挂的“合肥模式”，在合肥芯片产业开始上演。

依托操作京东方案例的经验，合肥找到了兆易创新，联手向被外资垄断的DRAM产业发起冲击。

长鑫一旦成功，将是合肥继京东方之后另一个产业地标。但打造这个产业地标，需要的投入则更加巨大——项目总投资超过2200亿元，第一期就要220亿，但合肥市政府出手承担了四分之三。

长鑫没有辜负合肥的厚望，5年时间，便实现了我国自主研发芯片0到1的突破，并随着第一座12英寸晶圆厂的投产，成为大陆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DRAM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

龙头企业的集群效应下，联发科技、群联电子、兆易创新、君正科技等IC设计企业，富通微电子、新汇成等IC封测企业，纷纷落户合肥。合肥集成电路产业链，就此形成闭环。

截至目前，合肥形成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基金丛林，带动社会投资近4000亿元，其中，针对集成电路产业、规模300亿以上的基金，至少有3个。

安徽省省长王清宪说过一句话：“资本市场不活跃，实体经济就不活跃。”

这句话的背后，可能另有深意：不懂资本运作的政府，不是好投资人。

经历京东方经典一役后，合肥被冠上了“最强风投机构”的称号，也探索出一条“国资引导+产业基金跟进+资本市场撬动”的融资体系，以国资入股“背书”，带动社会资本服务招商引资，形成合力共同培育产业。

合肥国资入股的目的，是为了把产业做起来，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在和兆易创新商谈长鑫项目时，合肥市政府就承诺：长鑫要是成功了，合肥市的股权就由兆易收购。

在合肥，把企业“扶上马，送一程”的任务，被交给了合肥国资委旗下的三大投资平台。

在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建投）、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产投）、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兴泰）三大平台的牵头下，社会资本被源源不断地引入，成立相关产业基金。

因此，到京东方10.5代线项目的时候，就通过合肥产业引导基金芯屏基金，直接撬动了79.45亿元的社会资金。

而合肥长鑫迅猛崛起后，也引入了阿里巴巴、阳光人寿保险、中邮人寿保险等股东，撬动上百亿级资金。

【04】

2020年，合肥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2021年，GDP冲破1.1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19位，十年GDP累计涨幅213.83%，为全国第一。

在外界看来，京东方、蔚来汽车、合肥长鑫……合肥这些年的大手笔投资，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赌城”的外号。

不过，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却说：“合肥的发展不靠手气，靠手艺。”

他口中的“手艺”，显然指的是懂产业、懂技术、懂政策的专业人才，以及一整套科学、精密、市场化的决策机制。

在合肥引进一个重大项目，要走几步？

答案是，市政府先报给市人大财经委，经财经委审完后，再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之后是常委会。

这些部门里，有从政府出来、懂政策的老领导，也有从大学出来、懂技术的专家教授，还有来自金融/产业界、懂产业的人才。

跟合肥招商团队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合肥这座城市，懂产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产业，合肥的懂，恐怕并不止于是“懂”一点。

中科大落户合肥的故事已在网上传遍，但合肥不光有中科大，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38所）、第四十三研究所（43所）、合肥工业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等科研院所……

在时髦的说法中，合肥这座城市“科里科气”。在半导体领域科研实力雄厚。京东方到了合肥之后，就发现，很多原理上的问题和诊断，在合肥本地高校中就可以得到解决，或牵线引荐。

合肥还摸索出一套“打通知识走向市场”的经验，高校老师与政府干部“双向奔赴”，让高校老师走进政府部门挂职，把研究论文变成文件、对策变政策；政府干部走进高校跟班学习，梳理科研人员的专利成果，对接市场需求。

合肥半导体协会会长、合肥国家“芯火”双创基地主任陈军宁，也是中科大特聘教授、安徽大学资深教授，他也参与制定了《合肥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

也有政府干部，花七年时间泡在高校，梳理科研成果，把自己炼成了专家。

政府干部变专家，专家参与决策，让合肥市政府对于产业认识更为宏观。他们曾经花了一年多时间，绘制产业链的“两图四表”，即全景图、分布图、总体情况表、重点企业汇总表、重点项目表、创新平台汇总表，并由一个链长负责一条产业链。

在合肥，芯片产业链的链长，正是市委书记虞爱华。

合肥走红之后，有许多城市的主政官员前往学习，这当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不过，在学习合肥时，官员们或许可以先听听美国经济史专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建议：

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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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别人手里，太危险了。

文丨华商韬略 张静波

2021年6月2日，注定要载入史册。

这一天，华为发布了一个世界级的操作系统。

【1】

两年前，当HarmonyOS（鸿蒙）第一次亮相华为开发者大会时，很多人对它能否成功甚至活下来，还将信将疑。

但今天，2021年6月2日，随着HarmonyOS 2的正式上线，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

HarmonyOS不单是中国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是一代革命性的操作系统，因为它瞄准的是一整个星辰大海：

IoT（物联网）。

二十几年前，微软用Windows系统，一统PC互联网时代。

十几年前，苹果和谷歌携手，以iOS和安卓系统，笑傲移动互联网时代。

但面对即将到来的IoT万物互联时代，它们却渐感吃力。

微软在手机操作系统上，铩羽而归。苹果为了满足不同硬件的需求，不得不分别开发出Mac OS、iOS、watchOS。

未来，随着IoT设备的不断增多，这种苦哈哈的开发模式，显然已走进死胡同。

如何用同一个系统，适配不同的硬件，成为全世界2700多万开发者梦寐以求的事。而HarmonyOS做到了这一点。

用鸿蒙掌舵人王成录的话来讲：鸿蒙就是不同设备的统一语言。

HarmonyOS的这一特性，极大解放了开发人员，使得他们的应用，能够一次开发，部署在不同的硬件上。

对消费者体验而言，这更是一次质的飞跃。

搭载HarmonyOS的不同硬件，能够实现底层的互联互通，做到自发现、自连接，而再也不用安装繁琐的APP。

举个例子。早晨，你打开一首歌，开始做早餐。当你进入不同的房间，背景音乐会切换到不同的房间而不会中断。

晚上，你睡觉时，智能手表会判断你已经入睡，照明设备自动关闭，空调自动调温。

这种以往操作系统根本不可能实现、科幻大片才敢想象的场景，未来将在搭载HarmonyOS的不同硬件上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HarmonyOS是继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代操作系统。

HarmonyOS为何能有这惊艳的一跃？

首先，它使用了革命性的微内核架构。

与传统的宏内核相比，微内核只保留了最基本的调度和内存管理，其他功能则模块化为不同的服务，放到外核部分，按需调用。

例如，智能音箱只需语音功能，摄像头只需视频功能。

这使得HarmonyOS能够适配从GB到KB内存的不同设备，甚至是灯泡这样的弱设备。

微内核虽好，但不同功能的设备间如何进行高效通信，像同一台设备那样工作？这是一直困扰业界的难题。

做通信出身的华为，创造性地提出了分布式软总线技术，实现了设备间的无缝连接。

在这套系统下，你可以像搭乐高一样，把不同设备的硬件能力模块化，然后随意地组合、调用。

例如，把无人机的摄像头，变成手机的摄像头，身不离地，鸟瞰中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操作系统，最初并不被业内看好，甚至在华为内部也面临诸多挑战。

【2】

过去十年，中国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打造了许多现象级的应用，比如外卖、打车、共享单车。

但繁荣的背后，却难掩一个尴尬：这些应用的“根”，也就是操作系统，是别人的。

很多人对这样的现状，习以为常。但有一个人，却表现出了自己的忧虑。

2012年，早在华为中央软件院时，王成录（后来鸿蒙的负责人）就认为：华为一定要做自己的系统。

但彼时，华为的业务主要还是电信设备，对生态的诉求不是很强。王成录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纸上。

直到2016年，随着华为消费者业务突飞猛进，“很多生态的事，想躲都躲不开”。

每年，谷歌在中国香港召开安卓大会，华为都是“想法最多”的手机厂商，也因此极大地推动了安卓系统的创新。

谷歌也很重视华为的意见，只不过限于架构，安卓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满足华为的需求。比如，怎样在一个系统下，进行多设备之间的协同？

因为这种需求上的缺口，华为有了做一个新系统的想法。而王成录成为最重要的推动者。

但要在华为这样一个以硬件为传统的厂商内部，花重金做一个软件系统，凝聚内部的共识至关重要。

这其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说服任正非。

为此，王成录耐心等待时机。

直到2018年，因为消费者业务增长太快，任正非觉得有风险，决定逐个听取该业务各部门的汇报。

王成录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在北京研究所做汇报时，他抓住时机，向任正非进言：

华为未来要做千亿美金的生意，消费者业务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生态在别人手里，太危险了。

在王成录看来，“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经不起风雨”。

最终，任正非被他的话打动。这年5月，HarmonyOS正式在内部立项。虽然被正式立项，王成录要走的路还有很远。

人才问题是关键。

当时，国内保守估计，也有上百万软件开发人员，超过许多国家的总人口。但他们大多数在做APP软件，能做系统架构、底层开发的很少。

王成录不得不到美研所招人，并在国内慢慢培养队伍。

有时候，还会找一些非科班出身的人。比如王成录自己，就是学金属材料，而不是计算机出身的。

这看似缺点，有时候却能跳出行业的窠臼，碰撞出新的火花。

在接受《晚点》采访时，王成录就曾坦言：类似分布式软总线这样的思路，可能计算机科班出身的人，自己就会将它否决。

而这个思路，后来恰恰成为HarmonyOS的核心支点。

最终，王成录和他的团队，成功做出了面向IoT时代、革命性的分布式操作系统——HarmonyOS。

但对于一个操作系统而言，难点并不在技术，真正的挑战在外部。

【3】

中国人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操作系统，这个梦想早就存在了几十年。

上世纪90年代，以中科院院士倪光南等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就达成了共识：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在这个共识的推动下，红旗Linux、蓝点Linux等一大批国产操作系统应运而生。

老一辈科学家之所以积极推动操作系统的国产化，原因在于，只有掌握了底层技术，中国互联网产业才能有根基，才能有真正的繁荣。

用王成录的话来讲，没有根的繁荣都是暂时的。

但很可惜，无论在PC时代，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都没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尽管我们有“令人傲娇”的外卖、打车、共享单车等互联网应用，但这些APP无一例外不是运行在美国人的操作系统上。

有朝一日，美国不让我们用了，我们立刻就会停摆。

国产操作系统之所以在商业化上一败再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态。

根据行业经验，一个操作系统要想活下来并取得成功，16%的市场份额是一个分水岭。而目前，所有国产操作系统的份额加起来也不到8%。

HarmonyOS是中国第一个有望突破这道生死线的操作系统。

按照华为的规划，到今年底，将有3亿台设备搭载HarmonyOS，其中自有设备2亿台、合作伙伴设备1亿台。

然而，就在需要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关口，市场上却出现了不少杂音。

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HarmonyOS不过是安卓“换皮”，理由是：HarmonyOS使用了安卓开源项目（AOSP）里的代码。

但真相是，AOSP和安卓系统完全是两码事，AOSP是全球开发者的贡献，是开源的。而且在未来HarmonyOS里，这部分也会被替换掉。

HarmonyOS如果真的只是安卓“换皮”，谷歌也不会着急上火地加快下一代操作系统Fuchsia OS的开发。

而Fuchsia OS，主打的就是跨平台。

对此，王成录也反复强调：“我们不是做一个安卓或iOS的替代品。”言外之意，HarmonyOS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是下一代操作系统。

即便如此，也堵不住少数网友的嘴巴。

更令人寒心的是，就在不久前，网上流传出国内某厂商公关部负责人的一段抹黑HarmonyOS的言论。

此言论在网上引发强烈反弹，有网友怒斥：宁愿倒向国外巨头，也不相信自己的友商。

客观讲，各手机厂商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择安卓而非HarmonyOS，也是人之常情，不能苛责。

但对国产操作系统翘首以盼的中国人来讲，此刻也更需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

毕竟，我们等了几十年，这一次是最接近实现梦想的一刻。

HarmonyOS也确实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厂商，尤其是家电企业的支持，比如美的、九阳、老板等家电品牌。

就在几天前，魅族也宣布：接入HarmonyOS。

过去二十年，在操作系统上，我们先后失去了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而今，在IoT时代，我们正迎来弯道超车的机会。

用王成录的话来讲：如果鸿蒙成功，未来移动产业20年将属于中国。

【参考资料】

[1]《对话华为鸿蒙掌舵人王成录》 晚点LatePost 作者：贺乾明 程曼祺

[2]《鸿蒙操作系统是个啥，牛不牛？》风云之声 作者：袁岚峰

“要么做大，要么走人。”

文丨华商韬略 章妮诺

“盖茨购买这么多农田有什么用？推高土地价格，让年轻的农民更难起步，然后永远租用盖茨的土地耕种。这就是美国……”

【1】

2018年10月8日，美国威斯康星州，57岁的昂·施塔茨在自己的农场结束生命。

这位慈眉善目的农场主有着美满的家庭，他热爱生活、旅行和动物。去世之后，人们还在他的讣告上写着，他连续10年为邻居和朋友举办了圣诞披萨派对。

位于美国中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又被称为乳牛之州，以出产奶酪和乳制品闻名，也是逼死施塔茨的罪魁祸首。

去世之前，施塔茨一直为自己农场的奶制品曾经获得乳品公司高质量奖而骄傲。但身为农场第三代传人，他却因为没能守护好这份祖产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自2014年底牛奶价格暴跌引发奶制品危机开始，施塔茨的农场便开始陷入困境，严重入不敷出的财务压力，迫使他陆续卖掉了50头奶牛，预估每月损失3万美元。

农产品价格暴跌，像施塔茨这样陷入困境的农民不在少数。

威斯康星州农业、贸易和消费者保护部农场中心主管安吉·沙利文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他们2018年底接到农民抗抑郁的求助电话，同比增加了33%。

爱荷华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麦克·罗斯曼是该州的临床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农民。他说，2019春天，他每周都会接到至少7个电话，这些农民由于农场的财务状况而寻求心理咨询。

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普遍。

在“油管”和B站的一位著名美国博主郭杰瑞，曾分享过一个体现美国农业多么发达、农场主多么幸福，生活多么多姿多彩的故事：农场主詹姆斯·霍华德与他的切尔西太阳农场。

霍华德年仅21岁，高中毕业后就经营这间200英亩的复合型农场。

在他的农场里，有专门停放各式农业自动化机械的仓库，其中一台自动化机器可代替20名人力耕种与收获，价值45万美元，比最新款的法拉利488还要昂贵。

除了顶配的农业设备，霍华德的农场还配备了泳池、中国茶室、按摩室等，同时提供观光马车、品酒等服务和承接各类婚礼庆典等活动。

▲切尔西太阳农场成为城里人举行婚礼庆典的热门地点

图片来源：weddingwire

在众多人心目中，霍华德就是美国农场主和美国农民的幸福生活写照。但事实上，霍华德只是少数，在他农场里帮忙干活的人或者说佃户，才是大部分美国农民的真实生活。

比如，承租了霍华德农场土地的那位已经72岁的老人。他一共租了包括切尔西农场和其他农场在内的1200英亩土地，每日辛苦地劳作，但最近几年却一不小心就要倒贴。

据这位老人介绍，他种植的玉米、大豆曾是最赚钱的作物，中国是主要买家之一，但川普发动了贸易战后，价格便一直下降，目前，他的作物主要卖给一家家庭式粮食经销商。

一年下来，这位老人需要支出的费用主要包括4万美元土地租金、6万美元能源费用、7.2万美元种子费用以及17万美元肥料费用。他说，以前还可以从政府拿到补贴，但现在不但没有了补贴，还需要支付农作物保险的费用，一旦出现损失，最多只能拿回种植成本。

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农村地区已是美国自杀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与人们印象中美国农业，以及传说中的美国农民的幸福生活形成巨大反差。

【2】

不到300万的农民，不但养活了3亿多美国人民，而且让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除了世界产量第一的玉米和大豆外，美国的烟草、花生、小麦及畜牧业也表现优异。

以牛奶为例，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数据， 2020年美国生产了10125万吨牛奶，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产量之和的三倍。

美国农业之所以能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首先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海拔500米以下的平原占国土面积的55%，土壤优渥且大部属温带和亚热带，宜于多种作物生长。其次则是美国对农业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对农业科技的创新应用与普及。

美国中部的广袤平原，非常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种，加上柴油等能源价格低廉，美国农业的科技和能源密集型特征明显，优势显著。如今，在美国，很多播种和收割的机器都是无人驾驶，农民只需在电脑前监控操作，每个农场的劳动力平均仅为1.6人。

美国农业配套的服务业也非常发达，有专业的种植、喷药、收割等公司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和指导，还可以通过编程定制出最适合该农场的种植计划。

也正是依靠这种规模化和低成本的优势，美国控制了大豆和玉米等农作物的定价权。

此外，美国土地实行私有化制度和家庭农场式经营，非租赁农场主对自己的土地有绝对的私有权，并受法律保护。根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美国有202万个农场，这些农场共拥有8.97亿英亩土地，平均农场规模为444英亩。

高质量的人才，也是美国农业成功的保障。

在美国，农业对人才的要求绝不亚于其他任何行业，其农民的文化素养和技术实操能力普遍较高。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报告，约25%的美国农民都有大学学历。

除了学习农业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些有知识的农民还要学习大量的市场、管理、物流、金融、法律和环境的有关知识，因为美国农民实质上是一个农业企业主，除了种植，他也必须考虑企业经营的问题。

从收入上来讲，2021年salary.com给出的美国农民平均年收入是43446美元，约为中国农民的17倍。在爱荷华州经营一块4000英亩农田的农场主格兰特·金伯利表示，该州全职农民年收入基本在5万-7万美元，有些农民可能会达到10万-25万美元。

从美国著名招聘网站Indeed上搜索农业相关职位， 农场经理和种植经理等职位普遍年薪在6万美元以上。因此，无论是城里孩子还是农村孩子，长大后选择当农民或从事农业相关行业主要出于兴趣考虑，他们不认为农民低人一等。

2020年在社交网站靠开拖拉机走红的美国姑娘劳拉，就是一位新型农民的写照。21岁的劳拉是一名大学生，同时也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第五代农民。

视频里，劳拉带着观众进入她的“办公室”——一台约翰·迪尔农用拖拉机，其内部看起来像飞机的驾驶舱，有多达5个显示屏和一系列复杂的设备。

“当播种时，监视器会向云端上传数据。”劳拉驾轻就熟地解释着拖拉机的操作流程，向世界证明了从设备自动化到数据收集和分析，已经成为美国农场生活的现实。

▲劳拉和她的“办公室”

图片来源：LauraFarms

但和霍华德一样，劳拉也是美国农民的幸运者。美国农民平均年收入43446美元，约为中国农民的17倍，以及年轻一代并不排斥做农民的背后，越来越多原本生活幸福的美国农民，正像租下霍华德农场的老人，甚至施塔茨一样，面临困境，甚至走入绝境。

【3】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20年美国农业债务预计达到42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自2013年以来，超过一半的农民每年都亏损，农业贷款拖欠率持续上升。

造成美国农民压力山大的，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比如2019年密西西比河上游的雨雪量比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00%，便让农业大州爱荷华、内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的2000万英亩农田被毁坏。2020年8月，加州大火，造成种植停滞、摧毁农场建筑、夷平庄稼等等。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比如，川普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开始对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同时转向巴西等其他国家进口大豆和玉米，就对美国农民打击巨大。

还记得2018年7月那艘满载大豆、向大连港狂奔的美国货船吗？为了能赶在中国加征关税之前抵达拼命狂奔，但遗憾的是，这艘大豆船没赶上最后的时点。

这则新闻背后，就是贸易战影响下美国农民真实困境的缩影。

尽管川普政府向受贸易战影响的农民提供了160亿美元的援助，不过小农户抱怨称，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农作物遭受巨大损失的大型生产商，他们的损失则主要靠自己承担。

俄克拉荷马州农场主斯科特·布鲁博格称，政府发放的补贴仅弥补了他大豆销售损失的60%。

但造成众多中小农场主与佃户生存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美国选择了一条抓大放小、做大做强的农业发展模式。在美国，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经历着资本、人才、技术高密集的竞争，巨大竞争形成的马太效益，让弱势的中小农场主和佃户越来越弱，强者越来越强。

这也是美国与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大区别，是中国看似农业不强，但却至少让农民有地可种，生活能有基本保障，进而让农民生活越来越好的强大之处。

为让美国农业形成领先世界的竞争力，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做大做强的整合之路。尼克松时期的农业部长厄尔·巴兹，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便强硬地对农民下达了指令：

“要么做大，要么走人。”

资本和科技的强大推动，让美国农业整体竞争力得到提升，但背后却是无数中小农场主的消失。数据显示，1948年至2015年间，美国农业总产量却增加了一倍多，但400万个农场却在此间消失。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跟随科技的发达，持续加剧。

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1987年至2012年间，美国2000英亩以上的农场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200英亩到999英亩的农场数量则下降了44%。

这些消失的中小农场背后，就是无数霍华德农场的老人，甚至施塔茨一样的悲剧上演。他们有的从农场主便成了佃户，有的从幸福的佃户变成了苦不堪言的佃户。

施塔茨的邻居，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沉痛地说：

“当你觉得自己正在失去曾祖父母开创的事业时，这对你打击太大了。”

【4】

资本与科技的整合，也在加速美国农业人口的消失，即便依然不乏劳拉那样有资本的年轻人选择成为一个新式农民。但几十年来，美国农村地区一直在萎缩却也是铁的事实。

2017年，美国农民的平均年龄为57.5岁，延续了美国农民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新技术延长了农民的工作年限，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年轻人正在远离农业。

爱荷华州立大学经济学家大卫·斯文森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7年，其都市地区贡献了99%的就业和人口增长，而其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村人口，则同期分别下降了81%和85%。

既然当农民可以像劳拉那样潇洒，为什么年轻人还要远离呢？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激烈的竞争，在强势竞争之下，在美国当农民的门槛越来越高了：

你要有资本，有技术，有管理，有规模，有与更强大资本、技术和管理、规模竞争的能力。否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土地，甚至工作。

爱荷华州中学校长杰瑞·狄根说：“我出生于农村，我父亲务农的时候，大多数人种植160英亩土地就足够谋生了，但现在需要拥有上千英亩土地才能赚足够多的钱。”

美国农民，要在巨大竞争下，保持资本、技术、管理、规模的竞争力，并不容易。即便是农场主的下一代，也往往面临巨大挑战：比如，遗产税就是一个关键

美国遗产税的免征额是500万美元，超过40.8%的农场价值大于这一免征额，这就意味着私人农场主子女在继承家族农场时，需要缴纳40%的遗产税。高昂的税负，因此逼退了不少农二代，他们只能被迫变卖一部分土地，这也是美国农场面积日益萎缩的原因之一。

竞争导致的收益下降，以及收入的不尽如人意，也让没有了农场的农二代，越来越不愿意留下来做农民，或者从事农业生产。

比如在距离纽约四小时车程的一家和牛农场，老板提供15美元一小时的工作。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清理牛舍里机器无法清理到的牛粪、给母牛人工授精和巡视农场找到初生牛犊。

虽然不是繁重的体力活，但2万到3万美元的年薪是在麦当劳收银就可以轻松达到的。相比于不远千里捡牛粪，大部分美国人还是更乐意在有空调的室内工作，并享受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等福利。因此，目前农场老板的劳工绝大部分来自中南美，有一半都没有工作签证。

农民离开了土地，小农场越来越少，依靠小农场维生的很多服务企业，包括学校也因此破产和关门，这也对美国农业的未来竞争构成隐忧。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公布的数据，2011年至2015年，农村地区约有4400所学校关闭，仅威斯康星州中北部的乳制品之乡安提戈学区自2018年以来已经关闭了44所学校。相比之下，同期郊区增加了大约4000所学校。

▲内布拉斯加农民举行“反大型农业企业垄断”集会

图片来源：Keloland.com

巴尔布·卡尔巴赫是爱荷华州第四代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农民，她所在县的唯一一家农药店已经在2019年关闭，现在她需要到75英里之外的地方才能买到化肥，而且当地已经没有可以修理农具的地方了。

一味地抓大放小，结果只能是因小失大。一位小农场主曾警告说，一个没有当地农民的国家可能会在食品供应链上遭遇重创。

事实也的确如此。

2019年11月12日，美国最大的乳品生产商、拥有多个知名品牌的迪安食品公司(Dean Foods)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便一下让8个州的100多名大型奶农失去供应合同。

2020年以来的疫情更是将美国农业的供应链缺陷无限放大，曾在“大萧条”期间出现的倒牛奶历史重演。由于学校、餐馆等关闭，牛奶需求锐减，奶农因生产条件有限没办法供应超市等零售商，只能将牛奶倒掉。

疫情初期，全美每天有奶农倒掉400万加仑的牛奶，而超市奶柜却被抢购一空。美国农村发展基金会的斯科特·马洛，因此形容美国越来越把农业命脉集中到头部企业手里的模式：

“这是一个极其脆弱的供应链，一旦失败，就会彻底失败。”

没有权力决定自己产品定价和命运的农民，仿佛又回到了“奴隶制时代”。他们呼吁，政府应该真正出台政策来打击连锁超市和食品加工和经销商对市场的垄断。

在他们看来，现存的反托拉斯法允许政府出手来阻止垄断企业的兼并，但事实上，这些法律却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不论是政策还是政府补助依旧是偏向大型农场和企业。

有资本支持的农场主和农业巨头，依然还在大肆扩张其领地。

今年1月初的《福布斯》杂志就曾报道，最近传出大新闻的比尔·盖茨，已在美国18个州买下24.2万英亩，相当于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成为美国第一大私人农田所有者。

1000平方公里，差不多中国香港那么大，而且大多是耕作条件优越的农田。比尔·盖茨的对外口径是，他希望将这些地应用于发展新型农业，然后将经验推到非洲贫困地区。

但美国农民却不这么看比尔·盖茨的行为，有不少人认为，比尔·盖茨买这么多次是为了骗取美国农业的补贴，以及压榨美国农业。仅2019年，美国农业部宣布为农民提供两年内额外总计280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些援助的很大部分最终都是拥有土地的人受益。

有美国农民便对外表示：“盖茨购买这么多农田有什么用？推高土地价格，让年轻的农民更难起步，然后永远租用盖茨的土地耕种。这就是美国……”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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